假如我們對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確的認識，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變成人性豐滿的人，能逐步發揮他們所具有的潛在能力，那麼，能有這種作用的一種教育就是藝術教育了。
因此，之所以會想到通過藝術進行的教育，並不是因為藝術能產生美的印象，而是因為藝術教育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切其他教育的範式。那就是說，假如我們認真對待並盡力去做，使藝術教育能達到我們所期待的標準，而不是被認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無的東西，我們終將有一天能依據這一範式教數學、閱讀和寫作。
我們所指的是一切教育問題，也是對於通過藝術進行教育感興趣的原因——隻因為它似乎是潛在的有效教育。
馬斯洛對藝術教育、創造性心理健康等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深感曆史的發展所引起的每一個變化。我們正處在曆史上和以往任何時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點。現在生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得多地運轉著。例如，各種事實、知識、技術、發明、工藝進步在發展速度方麵的急劇增長。顯然，這需要我們在對人的看法上、在對人和世界的關係的看法上有一個改變。
說得更直截了當些，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人。必須認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懷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種觀點——世界是一種流動，一種運動，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靜止的東西。
假設真是這樣，今天顯然要比1900年或甚至1930年遠更如此，那麼我們就需要一種不同的人才能在一個永遠不斷變化而不是靜止不動的世界上生活。對於教育事業可以更進一步說：教授事實有什麼用？事實用不了多久就變得過時啦！教授技術有什麼用？技術也很快就過時啦！甚至工科學校也由於有這樣的認識而弄得麵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已不再把工程學僅僅作為一係列技藝來教授了，因為工程學教授過去所學的一切技藝幾乎都已經過時了，再學習怎樣製造馬車鞭子還有什麼意義？據了解，麻省理工學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棄念過去的真經，寧願嚐試去創造一種嶄新的人——他能隨遇而安，能以變化為樂，能即席創造，能滿懷自信、力量和勇氣對付他生命當中的突發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變：國際法在變，政治在變，整個國際舞台在變。人們在聯合國中彼此從不同的世紀出發討論問題。某人依據19世紀國際法發言，另一位依據某種全新的原則回答他，從不同世界的不同講壇上發言。事情就是變得那麼快。
言歸正傳，如何使我們自己轉變為一種新人——他們不需要靜化世界，不需要凍結它，使它穩定，他們不需要做他們前輩所做的事，他們能滿懷信心地麵對明天，雖然他們不知道什麼將要降臨，什麼將會發生，但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從未出現過的情境中隨機應變。這意味著一種新型的人。你也許會認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請記住，能造就這種人的社會將生存下來，不能造就這種人的社會將滅亡。
但需要特別強調，這種隨機應變和靈感，而不去探討那些己完成的藝術活動和各種偉大的創造活動。實際上，馬斯洛甚至不想從任何已完成的產物出發探討這個問題，為什麼如此？因為依據我們對創造過程和創造性個體的心理分析已經相當明確地意識到，我們必須在原發創造性和次級創造性之間進行區分；原發創造性或創造性的靈感階段應該和靈感的發揮和發展區分開。這是因為後一階段不僅強調創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單純的艱苦磨練，依賴藝術家的日常訓練，他或許要花費半生的時間學習使用工具，學習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終於有了足夠的準備，能夠充分表達他的積累。
可以肯定，許多人曾在夜半醒來時有靈感的閃現，這靈感告訴他們有某一小說他們想寫，或有某一劇本、一首詩詞，或不論什麼他們想做的事等待著他們去做，靈感是多得很的。而這些靈感的大多數從未達到過任何成就。在靈感和最終產品之間的差別。例如，在靈感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差別，是極繁重的艱苦作業，大量的訓練、大量的修養、大量的實踐和重複以及推陳出新的修改等等。那麼，第二類創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產生實際成品、偉大繪畫、偉大小說、橋梁、新發明等等相連結的美德，這些美德對於其他德性——頑強、耐性和艱苦創業等等——的依賴程度如同對於人格的創造性的依賴一樣。
因此，為了保持論述範圍的純淨，你也許會說，必須重視這一最初靈感閃現時的即席創作，並暫時不去考慮它會產生什麼成果，盡管我們承認它們當中很多都會半途而廢。部分地因為這個原故，要研究創造性的這一靈感階段，需要以幼童作為一部分最好的試驗對象，他們的發明才能和創造性大都不能依據產品做出說明。當一個小男孩自己發現十進位製時，這可能是一個靈感的高峰、一個創造的高峰。我們絕不能因為某一經驗的定義說創造性應該有社會效用，或它應該是新穎的，或應該是前人從未想到過的，等等，就把這一創造的高峰一筆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