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迦牟尼曾有一番頗具啟示性的談話，說世界上有四種馬，第一種馬是看到主人的鞭子就立刻飛奔出去的駿馬；第二種馬是看到了別的馬被鞭打，就立刻快步奔跑的良馬；第三種是要等到自己受了鞭笞才開始跑的凡馬；第四種是非要受到嚴厲的鞭打才開始走的駕馬。同樣，世界上也有四種人，第一種是遠遠地看到別人陷入老病死的痛苦中就立刻心生警惕；第二種人是要等到老病死離自己不遠時才會心生警惕；第三種人必須是自己的近親陷入老病死的痛苦才知道警惕；第四種人是非要自己親身感到了老病死的痛苦才知道悔不當初。
我們可以由這個比喻發揮一下，說遇到問題時，世界上有這樣四種人：第一種人是今天立即解決的人，第二種是等待明天解決的人，第三種是一味發愁今天明天都難以解決的人，第四種是問題已造成惡果再也難以解決的人。
英國J。M。巴利曾講過一個關於她丈夫的有趣的故事：我跟喬治結婚之前，早就知道他是個雄心勃勃的人。那時我們還沒有訂婚，他就把心底裏的秘密告訴了我：他要寫一本大部頭著作，書名叫做《倫理學研究》。
“不過我還沒有動手，”他習慣地說，“冬天一到我就動手，每天晚上堅持寫。”
白天裏，喬治在一家公司供職當秘書。公司器重他，他隻得把自己一天裏最好的時間花在寫信記賬上。他說，等書出版了，他就出名了。
我說：“要是你能多些時間自己支配來寫書就好了。”
“我倒不在乎忙。”他像一個永遠壓不垮的英雄那樣輕鬆愉快地說，“你留意到麼：世界上大凡偉大的著作，幾乎都是出自忙人的手筆。毫無疑問，一個人隻要有寫作天才，作品是遲早要問世的。”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熠熠發亮，語調充滿激情。這種激情很快感染了我。
每次我們一見麵，便盡談些未來，或由他滔滔而論，我合掌傾聽。不久，我們就訂婚了。喬治可不是個一般見識的情人，他不會三天兩頭嚷嚷“好人兒”呀“漂亮”呀這類詞——他從不屑這些。我們單獨呆在一起時，他就把手伸給我，讓我一邊兒牽著，一邊兒聽他熱切地描述他那本《倫理學研究》。
我們訂婚不久，喬治好言好語，要同我結婚。
“我定不下神寫書，除非結了婚。”他說。
他一心一意想定下神寫書，所以我就依了他。我們跑遍了倫敦城物色家具。我看中了一張長沙發，可喬治以他慣常那種意味深長的口氣說：“咱們買張寫字台吧，我寫書用得著。等書寫出來了，買半打長沙發都不成問題。”
又一次，說好他一個人出去買些畫來裝飾會客室。傍晚回家時，他說：“畫沒買，我買了張大安樂椅。我想你不會反對的。親愛的，為了寫一本大書，一張大安樂椅是必不可少的。”
他甚至連墨水瓶的事也想好了。
“在書房裏，要是我老發現墨水瓶空了，得用水調了煤煙應付，那我準會發脾氣。所以得買個瓶架子，嵌得下兩個墨水瓶。”
“好的，”我接著說，頭腦充滿年輕人的狂熱，“我擔當照管這兩個瓶子的任務，保證不讓空了。”
“好人兒！”他心醉神迷，非常喜歡我順著他的思路接話。他用甜蜜蜜的聲音撫慰我，慫恿我繼續說：“每天晚上時間一到，我便把稿紙攤在寫字台上，把蘸筆放在一旁，還記著換上新筆尖。”
“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他高興得叫了起來。
“不過你不可以寫得太遲，我要給你定個時間，到了晚上10點鍾，你就要停下來睡覺。”
“這樣安排當然好，不過有時候我可能靈感來了，一下子停不下來。”
“那我就悄悄到你背後一把奪下筆！”
“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就把一周裏寫的念給你聽。”
千真萬確，我深深地愛上了喬治。
9月裏的一天，我們結婚了。蜜月裏我們一談起寫書，就更覺得甜蜜。整個蜜月我們形影不離。喬治太愛我了，他不忍心丟下我不管，自己去寫書。
我把我這個體會告訴他，他笑眯眯的。我越說，他越樂。我想，他對我的這種感情，一定就叫做“體貼”。
過完了蜜月，我們回到了蜃景村的可愛小家庭，真是快樂極了！
“你就要動手寫書啦？”到家那天我問。
“正想著這事。”他說，“你知道，這事使我牽腸掛肚。不過，通盤考慮起來，還是下星期再說吧！”
“你千萬不要因為我把它耽擱了。”我熱切地說。
“我當然就是為了你呀！”
“可是，浪費時間不好。”
“犯不著急麼！”他不耐煩地一揮手。
我吃驚地看著他，他解釋說：“我的意思是，我先要把全書綱要通盤考慮好。”
那段時間裏，我們的小家庭常常有客人來訪。我把喬治寫書的事跟他們許多人都說了。可現在遲遲不見他動手，我漸漸有點後悔自己不會保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