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研究布魯姆斯伯裏集團的文學史家，往往把韋利算在裏麵，可能是想顯示這批知識精英的眼界開闊。其實韋利生前一再否認此事。韋利感到津津有味的談題，是《世說新語》中的某種茶，或是敦煌手卷某歌謠提到的農具，在英國沙龍裏，這些當然不是很知趣的話題。
其實，韋利的生性，連作教師都不適合。他是東方學院的“名譽講席”（Honorary Lecturer),隻給研究生和教師開講習班。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導師白之先生，就參加過韋利的講習班。這麼一說，鄙人也可以算作韋利的隔代弟子。但是這些講習班經常冷場，因為參加者不知道提什麼問題，才不至於浪費大學者的時間，而大學者也不知道學生想了解什麼。的確韋利隻適合與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終生相守——他實際上是個書齋學者。
韋利對英語文學的影響，可以從他的一個小逸事看出來。韋利說：“我有時讀到評論，說是我的翻譯對英語詩影響很大，我沒有見到過具體例子，說不上。但是詩人兼批評家項克斯(Edward Shanks)似乎很有看法。某次聚會，有人給我們倆介紹。他卻轉過身去說，‘此人給英語帶來的損害，超出其他任何人！’這句話太出乎我意料，我口呆目瞪。等我恢複自持，項克斯已經不見了。所以我沒能請他給我解釋一下。我想，他指的是我的翻譯鼓勵了年輕詩人拋開傳統的音步格律。”
筆者查了一下項克斯其人，比韋利還要吃驚：這位先生竟然也是熱衷於中國題材的詩人，1919年他出版詩劇《中國王後》，用的是莎士比亞的素體詩格律，劇情是根據《趙氏孤兒》改寫。同樣的中國詩熱愛者，所看到的，所愛的，可以完全不同。實際上，看不上韋利譯文的斯特拉奇，卻很欣賞項克斯用維多利亞時代的格律體翻譯的中文詩。
韋利其實是個書蛀蟲式的語言天才，他除了歐洲主要語言外，還會中文、日文、蒙文、梵文、蝦夷文。但是他學活語，方法同死語一樣。韋利終生無法說中日文，如果來訪的中日學者不能說英文，他們就用筆交談。因此，說一口漂亮英語的中國學生徐誌摩，就成為韋利的好朋友，給韋利解決過不少難題。徐誌摩不幸去世時，韋利悼文的標題竟是“欠中國的一筆債”。
因為不需要與現實的東方民族打交道，韋利一生從無訪問中國日本的願望，甚至沒有跟其他漢學家一樣，有個中國名字。“韋利”是我的翻譯，先前有人譯成“魏雷”。二次大戰時，韋利被英國郵檢處征召服務，他隻能臨時抱佛腳，寫信給一個日本學者朋友，說要跟貴國開戰了，拜托寄幾本當今日本小說。
韋利去世於1966年，享年77，著作等身。臨終神誌不清時，他畢生研究的東方語從腦海深處浮出來，代替了英語。照料他的妻子說，“我去沏茶，你也來一杯？”（You too?)韋利說：“別說，別說這話。”妻子莫名其妙。
正好他的學生霍克斯（David Hawkes，即後來譯《石頭記》聞名於世的學者)來探視，聞之愕然：韋利肯定把you too聽成了“幽途”。所謂“幽途渺渺，誰與招魂？”
韋利的妻子還說到，在半昏迷中，他常說一個詞，聲音聽起來像“sala”。妻子問他是否指西人的“生死界”（Limbo)。韋利點頭。此事讓筆者費勁猜想：韋利懂的語文很多，這是什麼語言？可能是日文“空”，sora，天空之意。韋利感到自己的靈魂在空中飛翔。我覺得，另一個可能，韋利說的是梵文samsara，輪回，臨終囈語不清，他妻子聽錯了。韋利在50年代初，研究《三藏》佛典；60年代一直準備寫一部研究南禪宗的書，惜天不假年，書未成。
不管是飛翔天空，還是進入輪回，都是沒有痛苦悔恨的辭世：一個學者，一生念茲在茲研究東方文學，影響卻遠遠超出了東方學的小圈子。這樣的一生，也是可以知足的了。他的魂魄沒有迷路在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