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厄爾有個朋友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長居中國，1918年回美做關於中國詩的演講，並展覽她收藏的中國字畫。她留住於羅厄爾家裏時，兩人花了幾天欣賞這些字畫書法。羅厄爾突然“發現”中國文字實際上是“圖畫文字”(pictogram)，而且做了一個“天才的偉大的發現”：分解中國文字可得其意象組成。
我做出了一個發現，先前西方所有關於中國詩的著作從未提及，但我相信中國文人盡知此事，我指的是：每個漢字的組成使此字帶上言外之意……我們不可以按漢字的字麵意義譯詩，每個字都必須追尋其組成，這樣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用這個字，而不用同義的其他字。
埃米·羅厄爾的非凡自信，使她立即把這偉大發現投入實際運用，她與艾思柯合作，用這種拆字法翻譯一本中國古典詩選，這就是1921年出版的《鬆花箋》(FirFlower Tableau)。
當然，在翻譯實踐中，拆字法完全行不通。艾思柯曾多方設法勸羅厄爾放棄這方法，說是西方讀者太笨，西方語言太拙，無法傳達漢字意象構成之精微。全書隻剩下十多處拆字，這才幸運地挽救了這本譯詩集。有趣的是，在不同場合這些拆字效果大不一樣。例如：
李白《長相思》句：日色欲盡花含煙。譯成：“白晝的顏色已結束；花把霧含在雙唇間。”
李白《怨情》句：深坐顰娥眉。譯成：“她坐在裏屋。她的眉毛細得像蟲的觸須”
杜甫《夜宴左氏莊》句：風林纖月落。譯成：“風把樹影和落地的月光織成白經黑緯的花紋。”
第一例還算生動，第二第三例就太離譜。恐怕連美國讀者都會打問號：以簡樸明快著稱的中國詩，真能形容那麼複雜？比喻那麼古怪？於是拆字翻譯法引起了一場持久的爭論。
羅厄爾為了證明她是對的，特地請當時剛到哈佛教書的趙元任吃飯。趙元任說當今中國詩學的權威名叫胡適，羅厄爾立即寫信給在中國的艾思柯，叫她去找這個名叫胡適的人來撐腰，擊敗批評她的人。此事似未果。
羅厄爾可以藐視美國批評者，認為他們不懂中國詩，直到有一天趙元任帶一份英文的《中國學生月刊》給她看，上麵有署名Ｈ·Ｈ·Ｃ(疑為張歆海)的文章，對《鬆花箋》批評頗厲，趙元任大概不願自己出馬指正這咄咄逼人的女人。此文是中國人寫的，但羅厄爾仍不願示弱，在“頭痛了一整天”之後，還是寫信給此刊編輯，抗議這篇評論。
這是典型的羅厄爾作風：一著不讓。
總的來說，《鬆花箋》譯文相當流暢。由於羅厄爾當時的名聲，此書影響極大。霍爾教授曾著文，指出他在華盛頓大學教東方文學時，學生迷戀《鬆花箋》，紛紛學樣從中國文字解析意象組成，用此寫成英文詩句，“就像解字謎，或解代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