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章》的不結之結，不可避免涉及龐德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在奧澀的詩歌語言中，他也做了一個明白無誤的悲劇式結論：“我本想寫出天堂，結果寫出末日啟示錄”——他一再希望在儒家哲學基礎上建立西方文化的複興，結果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威脅；他本想寫出儒家理想的詩意，結果《詩章》中最令人心悸的是比薩監獄裏的人努力追求自我毀滅的哀歎。
總是應該有人對世界的災禍負責的。“詩章第111”寫道：
落下的是蜘蛛和蠍子
給點光抵擋落下的毒蟲吧！
黑暗的風猛撲向森林
蠟燭閃閃爍爍
高低明滅
光自身Lux enim——
對抗暴風雨
“毒蟲”來自道家所說的“五毒”。“光”在這樣的毒蟲攻勢前，在暴風雨前，明顯無力抵擋。
龐德在精神病院度過12年(1946-1958)。50年代末，伊麗莎白醫院接見室已成為新興起的反學院派詩的聖地。黑山派的查爾斯·奧爾森、垮掉派的艾倫·金斯堡，以及其他當時還很年輕的詩人們，一個個趕去。龐德一生從來沒有被當作精神病患者時那樣名滿全國，而且成為後現代先鋒詩壇的教父。有譏評者認為這是一種淺薄的叛逆崇拜，美國政府與龐德過不去，或者說龐德始終與美國政府對立，所以以反文化自居的垮掉派——嬉皮士一代心儀龐德。其實，原因恐怕不在於此：龐德對全世界，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熱情，是對歐洲中心式文化保守主義的抨擊；他的求新不息的異端詩學和創作實踐，也為美國詩歌突破新批評——艾略特——學院派的束縛進入後現代的開放式姿態，提供了經典式的前導。
龐德自己卻明白他並不適合做青年的導師、精神領袖。年少氣盛的金斯堡麵見龐德，表達欽佩之餘，也當麵指出龐德的兩大錯誤：一是反猶，二是反佛。新生代詩人都棄儒而轉向禪宗佛教或其他東方“異端”思想，在他們看來，儒家就是一切主流文化的象征。
這一點應當辯明，龐德崇儒，是在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主要精神支柱基督教。“詩章第99”戲稱耶穌為“耶子”(Je Tzu)，他一向尊稱孔子為Kung，而不喜歡的人稱為Lao Tzu(老子)，Foe Tzu(佛子)，Taozer(道士)等。龐德對基督教文明的大膽貶抑，棄耶從孔，是龐德自30年代以來一個主要的思想叛逆姿態。
看到《詩章》中的滿篇漢字，我們馬上會想到龐德的炫學是否淺薄了一些。但仔細讀可以發現，龐德除了表示他崇拜中國文化之外，還用漢字來取得一定的詩學和美學效果。
首先，以字代義，用漢字作為儒家思想的表征，這樣的做法，並非隻是有意嚇唬西方讀者。查一下《詩章》，我們可以看到，早期詩章中幾乎無漢字，甚至《中國史詩章》中也很少有漢字。從《比薩詩章》起的晚期詩章中，漢字才成為不可缺的要素。令西方讀者視為天書的漢字，成為凝聚詩意的光輝節點，成為樂園主題的貫穿性象征。
而且，龐德的拆字法，拆解漢字，自然是基於費諾羅薩的理論，但在《詩章》這樣並不需要嚴格遵循原文原意的創作中，拆字法有時會產生意外的詩意或哲理深義。
檢查整部《詩章》，我們可以看到龐德嵌入的無數漢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漢字有14字：
正，14次，（包括“正名”5次）人，8次
明，10次仁，7次
本，10次（包括“本業”6次）端，7次
止，9次日，7次（即“日日新”）
新，8次（包括“日日新”7次）中，7次
靈，8次顯，6次
旦，8次周，5次
“一字儒”貌似簡單，但龐德對漢字的關注使他緊緊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髓。而且，從以上統計中可以看出他對某幾個主題特別關心。
一是中庸。“中”與”正名”等字，在《美國史詩章》(即《亞當斯詩章》)中再三出現，看來是龐德認為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須具有的素質。與此相關的是“止”，顯然來自《論語·子罕》：“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龐德自己說：“在儒家哲學中，沒有比‘止’更重要的術語，止就是紮營地，位置，立足點，出發地。”在“詩章第79”中，他引了“黃鳥止”，這是朱熹注《大學》時，所引《詩經》：“交交黃鳥，止於棘。”
龐德關注的核心是樂園天堂或盛世概念，這分散在一係列字中，即“明”、“顯”、“旦”和“周”。因此，龐德的樂園不再是猶太——基督教所說的伊甸園，而是儒家道德教化下的盛世樂園。與基督教樂園概念相比，龐德式(不一定是孔子式)的盛世是可以重建於現世的，並非隻能在不可企及的遠古。這就是為什麼他強調以周代商，是樂園重建的範例：“周”出現的次數比堯舜禹為多。而且，他對“顯”字的特殊理解，說明他的樂園概念還常常歸結到每個人獨自的努力。
第三個關切點，龐德學者一般很少注意，是他對儒家哲學的人本主義式的理解。“人”、“仁”等自然是強調人在世界體係中的中心地位。“詩章第82”一再回向孔子的“仁”概念，龐德將此字翻譯成拉丁文humanitas，即人性，人本。在另一處，他解“仁”為“人及其全部內容”。“詩章第85”一開頭就大書一個“靈”字，接著的詩句是：
我們皇朝的興起是由於高度的感覺性。
以感覺性(sensibility)譯“靈”是出人意表的人本主義的解釋：人之為萬物之靈，在於他的本心之仁。例如“詩章第86”回顧歐戰之酷烈時，以“恤”字引導全詩。應當說，越到後期，龐德越接近儒家思想中的人本精神。因此在利用康熙聖諭這樣的道德訓誡時，他也一再注意五端、五倫，甚至如上文所說，在法中找到人性的基礎。
當人的本性成了樂園重建的主要支柱時，龐德開始接近(可能是不自覺地)唯心理學的精神，儒家思想就不再顯得嚴酷可畏，相反，出現了一種融合光大的綜合。
龐德一生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詩學鍥而不舍地努力理解並全力推介，是中西文化關係史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詩章》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迫使我們不得不理解它的成就。
“詩章第13”即“孔子詩章”最後三行加了引號，但明顯不是孔子語錄：
杏花
從東方吹到西方
我一直努力不讓花凋落。
讀來像龐德的誓言，雖然這誓言，有個內在悖論：杏花吹得那麼遠，如何不至於“凋落”(falling)。龐德隻不過是立誌使中國古代文明之花重新開放而已，但這努力必將是很艱苦的，因為這意味著不隻是保持，而是再創造。在他一生最後之時，他回想到他之努力：
我曾試圖寫出天堂
別動
讓風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