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讀者想讀的，不完全是異鄉事，而是名人如何看異鄉事。如果不是康梁所遊，不是朱鄭所作，不是王蒙張潔馮驥才所作，就不會有多少讀者：讀者就是要看他們如何跑馬過花市，如何伏鞍采花。說遊記之作大都為非寓居作家所寫，也是因為60年代之前，中國作家幾乎沒有異國寓居者。朱自清旅歐不斷有所記，因為《中學生》雜誌等著每期刊用，甚至開明書店“已經在隨排隨等”急著出書。
“新時期”以來，80年代在國內文化界出名的人，有相當大比例寓居海外。一個沒有料到的結果，就是與國內讀書界兩相淡漠：近年大陸文化變化太快，寓居海外者實際上不再參與。雙向選擇，各自相忘於江湖：寓居國外者，不能靠在國內發表過日子，隻能有閑時，偶爾技癢寫一二篇，往往以懷舊思鄉寫中國舊事者為多。即使如今電子信，傳真一點即到，交流不可謂不方便，依然有個與國內出版界文學界聯係不多“感情”不深的問題。我沒有聽說過寓居的海外作家有邊發排邊等稿的好事。
甚至，虛構作品，以海外為背景的也是隻見過一眼，異國的作家，來得快來得“深切”，馮驥才長篇小說《霧中人》，不知為何他至今認為倫敦裹在沉沉濃霧之中；王蒙1981年有中篇《輪下》，寫一個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日漸沉淪，最後喪於輪下。此可謂“大陸留學生文學”第一篇，那時王蒙恐怕隻有一個月旅美印象。柯岩《他鄉明月》，是一部結結實實的長篇，柯岩自然沒有在西方長住過。這麼看來，寫小說，“典型環境”，是最無所謂的事。
回到標題，聽誰講述異國異事，異國風調呢？
說到這裏，結論已經太明顯。各時期的原因可能不同，規律依舊，想必裏麵有道理。這規律就是：留得越長，寫的越少，了解越多，越難落筆。而讀者也滿足於讀讀“旅遊文學”。
當然，如果寓居作家文筆不亞於國內作家，一旦執筆，其深度就不是觀光客所能企及。龍應台的散文，邱妙津的筆記，曹桂林的《中國人在紐約》都是佳例。寫當前中國人在西方的經驗狀態，應當推幾個留學生作家最為深刻：白廣、嚴力、石濤等人的小說，嚴歌苓、王瑞雲等人的散文。但是偏偏海外作家很少有執筆之念。除了國內無人等著出版等實際問題，更重要的原因是感覺已經不再新鮮刺激。海外作家一旦技癢，坐下來寫的往往是懷鄉思舊，國內舊事。偶然看到寓居海外作家寫的遊記，往往是從所居地出門旅遊，寫異鄉的異鄉。
過了感覺新鮮期，寫作衝動就成了淡淡的回憶。麵對倫敦塔而居十年，你也會忘記銷魂斷頭於此的無數英雄美人，甚至看不見這古建築特有的魅力。你就隻能讓那個參觀了十分鍾的人給中國讀者講倫敦塔的故事，而你放下筆，無奈地注視古老石牆上的苔蘚，想起江南小鎮渡口的石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