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當然是有的，梁啟超的白話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就采取“聽講故事”方式引出主敘述，這看來是受他自己用文言翻譯的日本小說《佳人奇遇》的影響。但是，同為政治小說，陳天華的《獅子吼》、蕭然鬱生的《烏托邦遊記》，就依然采用“發現手稿”格局。
羅朗·巴爾特說小說中用找到日記，收到書信，發現手稿都是“資產階級使敘述自然化的企圖”。從晚清小說超敘述結構的“自發產生”來看，他這話很有點道理。
敘述分層經常能使敘述層次變成一種評論手段，這樣的評論，比一般的敘述評論自然得多。《呼嘯山莊》中，當耐麗·丁向洛克烏德講述希斯拉利夫的故事時，他們可以自由地討論，發表意見，而完全不侵入次敘述中的故事本身。這種“高高在上”的評論也可以是反諷性的，例如魯迅《狂人日記》的超敘述楔子中，敘述者說狂人的日記“多荒唐之言”，隻能“供醫家研究”。紀德的《背德者》的超敘述楔子也是反諷性的：“我”向一個官員寫信報告主人公米歇爾請他們到他在非洲的別墅向他們敘述他的婚姻中發生的事，這個書信報告式的傳統味十足的超敘述，與主敘述——米歇爾的自白——語言之傲慢，情節之混亂，而道德上極端挑釁，正成對比，實際上使米歇爾的道德困境更引人深思。同樣情況也出現於方紀的《來訪者》：超敘述中黨委機關的環境，政治幹部的身份，“反右”鬥爭前夕的氣氛，使康敏夫自白說出的瘋狂的戀愛更顯得缺乏理智，“脫離時代”。
反過來，下層敘述也能影響上層敘述。這種影響主要是主題性或氣氛性的。托多洛夫引用過《十日談》中一個故事，貝加爾曼來到異國某城市，梅西爾·卡納遜請他吃飯，但最後梅西爾爽約，使貝加爾曼大受金錢損失。後來貝加爾曼遇見梅西爾，就給他講了普裏馬和修道院長德·克倫尼的故事，普裏馬沒受邀請就到修道院長那兒去吃飯，遭到拒絕，但後來院長感到內疚，就給了普裏馬不少好處作補償。梅西爾馬上明白這故事是影射他，於是就賠償了貝加爾曼的損失。
巴爾紮克的《薩拉辛》，據美國批評家芭芭拉·約翰森的分析，主敘述影響了超敘述。超敘述中的“我”講故事的目的實際上是以薩拉辛的戀愛故事來引誘美麗的侯爵夫人，但薩拉辛最後發現他愛上的女歌手讚比奈拉是個去勢改性的男人，使他的愛情變成悲劇，從而使受述者侯爵夫人得到與性挑逗相反的信息，因此，小說以“侯爵夫人一直在沉思中”這句話結束。
低層敘述評論高層敘述的例子還是相當常見的。陳衝的短篇小說《小廠來了個大學生》幾乎每章都以杜萌與路穎之間的信作結。在這些信中，杜萌從主敘述中的人物變成了敘述者以及受述者，因此，這些信是安排得相當巧妙的次敘述。而當杜萌滿懷理想精神地愛上小地方的新工作時，他的舊戀人路穎卻從最實用主義的角度對他的活動進行評論：“你的情況，合眼一想，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我自然希望你回頭，雖然這已經與我無關了，但終究對你有好處。”這封信出現在第六節尾上，第六節正是杜萌搞得最轟轟烈烈的時候，第七節他就被廠長一腳踢開，這個次敘序不幸而言中。
複雜層次的現代小說，如黑塞《荒原狼》：小說主人公哈勒爾自稱荒原狼，第一部分“出版者序”虛擬了一個出版者對哈勒的手記作了簡單的交代，采用第一人稱敘述，以旁觀者的角度描述了哈勒的形象和行為特征。第二部分“哈裏·哈勒爾自傳”是哈勒爾留下的手記，也是第一人稱敘述，是對自我的解剖，其中較大篇幅描述魔術劇的場景，敘述者仍是哈勒爾，但他已脫離現實進入虛幻世界。敘述是這樣開頭的：“我做了這樣一個夢：……”夢中情景都是由醒來後的哈勒爾回憶敘述的。自述中又插入一篇《論荒原狼——為狂人而作》的論文，采用第三人稱敘述，隻是交代了論文的來曆，而沒有提供具體的敘述者。所以敘述不僅有三個層次，而且層次交疊互相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