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
不怎麼。你該下到班裏去當一名普通戰士，好好鍛煉一下，然後再來學習怎樣當一名野戰部隊的衛生員。明白了吧？你今天就可以打背包給我走人。
衛生員直呆呆地望著王醫生，眼神中流露出萬般委屈，我……不是害怕膿血，我是心疼這個兵，看他小小年紀就來吃這樣的苦，我都想替他長這個癤子了。
這話終於使王醫生動了惻隱之心，他一邊為我處理傷口，一邊對衛生員說，你要這麼想還差不多，沒準兒你還有機會跟我一樣，從衛生員進步成一名軍醫。當然，我隻是說你得有機會。別理解偏了，我說的機會不是靠投機取巧，更不是靠你一見膿血就鬼似地尖叫，那要靠你自個兒的努力去創造，去爭取。懂了吧？
衛生員有氣無力地答應，懂了。
這個“懂了”的人精心照顧了我一個星期，直到我痊愈歸隊的那一天，他也沒有創造出“進步成軍醫”的機會。我很感激他每天給我換藥，給我送飯，尤其給我洗那條沾滿膿血的軍用內褲（已經被我扔進垃圾桶，卻又被他撿了回來），令我感到一股不知如何道謝才好的溫暖湧上我的心頭——如此優秀表現的衛生員，怎麼會沒有進步的機會呢？我不禁對他生了同情，於是壯著膽子跟王醫生講，這個衛生員其實是塊當軍醫的料，應該培養他。
王醫生挺挺肚子，在我跟前踱著步子，說，我隻能把你的話當做你們戰友之間的彼此勉勵，這很好。不過，你們要明白一點，軍醫不是誰都可以當的。軍醫這個頭銜不隻是一個普通的職稱，那是一種榮譽。對於傷病員，軍醫應該是英雄。注意，我指的英雄，絕不是軍醫自封的。你救治了多少個傷病員，就自以為是別人的“救命恩人”之類的英雄，不是的，而是無名英雄。無名的。因為這是軍醫的天職，你毫無選擇的必須是無名英雄。必須。而對於那些在戰場上流血負傷的軍人，軍醫可以說是拿著生死令牌的使者，是軍醫自己的良心派來的使者。他肩負的使命不僅僅是拯救傷員的生命，對那些注定要終身殘廢的傷員，還有那些絕望得束手待斃的傷員，軍醫要給他們帶去生的希望，帶去康複的力量，甚至給他們帶去歡樂。是啊，歡樂，談何容易啊……
我看著王醫生，覺得他簡直是塊當政委的料。盡管他的體形不那麼……標準，他的“忠字舞”也跳得相當……滑稽，但他絕對一流的口才彌補了這一切。我想，如果他能手捧“紅寶書”，話語中再不時的添加幾段毛主席語錄，那他肯定會當選為“毛主席著作學習標兵”的發言代表，到全團、全師、全軍，或者全國去做巡回演講。
可是，當王醫生踱到辦公桌前坐下來時，卻沒有去拿擺在桌上的“紅寶書”，而是握住了一副聽診器。緊緊握住。說，一個真正的軍醫，最難受的就是看到傷員死在他眼前，可惜軍醫就是軍醫，他不是神醫，他不得不看到，經常看到……不管是不是他的責任，他都感到心裏難受，像是犯了天大的錯誤，不是犯錯，是犯罪，犯罪……
我很驚訝，因為王醫生的眼裏竟然淚光閃閃。他是不是回憶起了那些令他心裏難受的往事？而讓我更加吃驚的是，王醫生說他曾經是國民黨軍隊裏的一名衛生員——
1948年5月，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接到命令，開始對長春守軍東北“剿總”第1兵團（指揮新7軍、第60軍等部）共約10萬人，采取“軍事圍困、經濟封鎖、政治瓦解”的方針，進行長困久圍。國民黨軍第60軍軍長曾澤生將軍麵對強大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又經過人民解放軍的爭取，毅然率所部3個師於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義。這一果斷行動，為長春和平解放及遼沈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軍委授予這支部隊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番號。10月，參加鄂西戰役，俘國民黨軍第79軍代軍長蕭炳寅、副軍長李維龍以下官兵7000餘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屬第二野戰軍進軍四川。12月，參加成都戰役，俘國民黨軍8100餘人，迫降177萬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
1950年10月25日，第50軍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誌願軍序列開赴朝鮮，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第一、二、三、四次戰役。在第三次戰役中，全殲英軍皇家重型坦克營，解放漢城。在第四次戰役中，在漢江兩岸頑強抗敵五十晝夜，沉重打擊和消耗了敵人有生力量，保證了誌願軍主力的休整、集結和糧彈補充，為準備實施反擊爭取了時間。
1951年7月，第50軍擔負著朝鮮西海岸防禦以及搶修機場等任務。10月至11月，奉命執行渡海攻島任務，在空軍和炮兵支援下，先後攻占南朝鮮盤踞的椴島、炭島、大和島、小和島、和艾島。
1955年4月，第50軍從朝鮮撤軍回國，駐防東北吉林一帶，歸沈陽軍區建製。
王醫生在兩個政見敵對的黨派的軍隊裏度過了許多個難忘的日子，但是對他來說，最具有紀念意義的還是在朝鮮漢江岸邊的那五十個晝夜——那是他實現人生願望的一次機緣，他以搶救傷員的出色表現牢牢抓住了這次機緣，終於如願以償，在火線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由一名連隊的衛生員進步成營部的軍醫。
我很想聽王醫生給我講一講戰場上的那些事，王醫生卻謙虛地說，你應該聽你的父母講，他們都是革命前輩，經曆過的戰鬥還能少嗎？跟他們這些老紅軍、老八路比起來，我這個軍醫可是太渺小了。
看來王醫生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對軍隊高級幹部家庭的一些情況還不十分了解，總以為那些老首長平時會跟自己的兒女們講述當年的戰鬥故事。其實，這是一種看似合情合理的有根有據的誤會。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小時候在“藏八”聽過幾次“老紅軍傳統報告”以外，就隻聽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英模代表團”作的報告。
實際上，那些報告並不引我入勝，印象較為深刻一點的，不過是“老紅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斷糧了，隻好吃草根、啃樹皮，最後連牛皮腰帶也煮來吃了”；另外就是我們“藏八”同學的父母駐守的西藏邊防線上，還有一些長著一副娃娃臉的矮個子四川籍戰士，他們在身材魁梧高大且滿臉濃須的印度兵麵前，是如何的英勇頑強和靈活機智——為此，我和幾個同學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悄悄嚐試著吃了許多種味道不錯的草根，甚至還煮了一根真正的蘇式牛皮軍用腰帶，象征性地放在嘴裏咀嚼了幾下。直到我在一九七九年參加中越自衛反擊戰歸來以後，跟我的父母一起“交流”戰鬥經驗，這才算是聽到了他們講的當年的一些零星的戰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