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成為平湖縣第一任公安局長的孫明誠，在參加分金弄2號張筠秋金洪聲家召開的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全體人員會議上，作了主旨為“要摸清敵情，與會人員仍保持地下活動”的講話。雖然他脫下軍裝換了便服，但進城解放軍代表這種身份，決定了他是這次會議的中心人物。整個講話不長，毋庸置疑的，是代表了進城解放軍部隊乃至即將全麵掌管平湖縣的新政權的意誌。
今日解讀這言簡意賅的兩點，仍可讓人體味到個中深意。
新政權即將和剛建立之時，第一位的要務是保持和鞏固這個新生政權。對於延續了三十八年的國民黨平湖舊政權而言，隨著國民黨軍隊和自衛隊的潰退和歸順，縣長樓正華的起義，大勢已去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頃刻之間被剝奪種種既得利益的人群中，肯定地“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他們中間的某些人，還會作困獸猶鬥或最後的掙紮，這也是中西內外古往今來政權更迭時屢試不爽的鐵定規律。“不可沽名學霸王”，早已有警示在先。
平湖縣此時的人口近三十萬，茫茫人海中，哪幾個是敢鋌而走險螳臂擋車的敵特，進城的解放軍難以清楚，而且野戰軍部隊還有繼續向南推進的更重任務。按中共中央計劃隨部隊南下的山東省南下幹部，將留在平湖，組成平湖新政權的主體。他們除了可以從繳獲的舊政權檔案中搜尋到一些線索外，新來乍到地對平湖的現狀也不清楚。待要耗費時日摸清情況，勢必貽誤戰機。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的人員有這方麵的優勢，長期在平湖生活工作，大多數人更生於斯、長於斯，對當地的情況包括新政權潛在反對者的情況，比較了解熟悉。在張筠秋、朱士萍向進駐平湖的23軍王民（黃明）的彙報中，講述了年初奉上級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已開展了這方麵的工作，應該說是與孫明誠的講法不謀而合。“入鄉問俗”，當其時，當其人。
至於仍“保持地下活動”，則可以看出孫明誠一石雙鳥的老練。當然或許不是出自進入平湖的解放軍部隊的首創，他們也可能是奉命行事或者是按前例行事。朱士萍第一次找進城解放軍部隊談時，無果而返。當日，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書記張筠秋偕朱士萍再次前往，解放軍部隊派王明（黃明）接見，了解情況後，才有了當晚開會並解放軍將派員參加的答複。但仍明確告知張筠秋、朱士萍：“你們的黨員關係組織上尚未轉來”，即橫亙著一個非常嚴峻的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的共產黨黨員身份尚待確認的問題。言下之意十分明白：你們說是中共地下黨，誰來證明？保持這些人的地下活動狀態，摸清敵特的工作照做不誤。對這些人政治身份的有待上級黨組織認定，平湖的新領導者始終處在進退自如的駕馭之中，有百利而無一害。
再者，可以理解為對“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所屬同誌的生命安全負責。這要從1949年5月血腥嚴峻的平湖新舊政權交替時的政局形勢談起。
5月11日，解放軍23軍進城，國民黨政權的縣長樓正華反正，標誌著平湖解放。
在國民黨正規軍潰退出平湖後，與新政權負隅頑抗的主要是殘留的武裝勢力。這股武裝勢力的活動範圍廣及平湖、金山、奉賢、海鹽、錢塘江南岸一帶，其領軍人物是以平湖為主要活動據點的黃八妹、謝友勝夫婦，平湖因是其巢穴而被禍更深（在海峽兩岸的人員可以走動以後，黃、謝的兒子從海峽那邊來到平湖，在乍浦九龍山公墓為其父建造了衣冠墓），平湖的新政權命定要經曆更凶險的考驗。
在這場槍與炮、血與火、複仇與反複仇的煉獄裏，對新政權的創建者而言，考驗之最大代價就是他們隻有一次的生命。
端著雙槍、販私鹽出身的女人黃八妹，本名黃百器，閨名翠雲。在金山、平湖、海鹽一帶有個婦幼皆知的稱呼：“雙槍黃八妹”。並在坊間廣為流傳下了她一生從童養媳到鹽警婦到商人妾到自衛隊長副隊長太太；從武裝販私鹽到太湖鹽匪到抗日戰爭中活捉日軍千裏押解去浙西行署成為“巾幗英雄”等很神奇的傳說。
抗日戰爭勝利後，黃任平湖縣參議員、平湖縣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委員。1947年10月，任國民黨“江蘇省第三督剿委員會第二督剿組組長，“反共、防共”於鬆江、奉賢、金山一帶。1948年任國民黨“浙江省第一區戡亂團副團長”，後由湯恩伯委任為國民黨“浙江省綏靖第一團團長”。
平湖解放在即的1949年5月上旬，黃八妹接連兩次去上海，接受湯恩伯、毛森麵命，並參加毛森召開的反共應變會議，將其夫謝友勝控製的平湖縣自衛隊第一中隊並其他散兵遊勇，改編為“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蘇浙沿海遊擊第一縱隊司令部”，黃八妹任司令，謝友勝任副司令。
1950年5月9日晚，即平湖縣解放前兩天，黃八妹夫婦率所部武裝人員百餘名、米數百袋及細軟幾大衣箱，乘漁船逃往舟山附近的大、小洋島，圖謀以國民黨軍隊控製的舟山為依托，“重振旗鼓，卷土重來”。
黃八妹到洋山不久，即組成國民黨地下平湖縣政府。黃任縣長，謝任副縣長，並委派下屬充任各級職務，儼然一個流亡的“平湖縣政府”。秉承蔣介石在台灣建立的“敵後推進指導委員會”和毛森《地下工作手冊》、《現階段匪後工作綱領》等指令，與新生的人民政權“爭地、爭民”。矛頭首指共產黨領導的平湖縣新生政權。
到洋山後，黃八妹熱衷於軍事上的招兵買馬，又將原海鹽縣自衛隊的60餘人也拉至洋山，更網羅各式反共人員，使武裝人員驟增至300餘人。並於1949年6月底將部隊改稱為“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海北縱隊”，黃八妹任正指揮，謝友勝任副指揮，活動範圍也擴大到金山縣、浙東沿海與海北地區。
“海北縱隊”的夫妻店，通過派遣武裝匪特、遙控指揮地下聯絡站、聯絡員等手段，一副末日來臨前的瘋狂破壞掙紮。受其氣焰鼓動，其下屬和殘留在平湖的新政權的敵對分子，蠢蠢妄動，公然叫嚷：“抓到或殺掉一個共產黨區長（鄉長），賞大洋500元……”。
在平湖境內，曾多次發生襲擊解放軍指戰員和地方基層幹部的血腥事件。從1949年5月至1951年5月的兩年內，全縣共發生襲擊、劫持解放軍指戰員的重大事件8起，殺死解放軍幹部戰士11人，中彈致殘1人，搶去長、短槍8支，子彈200多發。
就在張筠秋為書記的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剛與入城的解放軍接上關係，並開展工作的1949年5、6兩月中，就接連發生了兩起槍殺解放軍指戰員的血腥事件：
1949年5月，在平湖境內的祥圩鄉華家村，一夥匪特用機槍掃射過境部隊，當場打死解放軍戰士兩名；
1949年6月24日晨，解放軍23軍68師204團警衛連楊指導員被匪特杜秀歧一夥劫持後殺死，劫去手槍一支，子彈50發。手段之殘忍，震驚23軍高層。
對武裝的解放軍指戰員尚且敢如此下手，地下黨員們手無寸鐵，一旦暴露於匪特麵前，危險就更顯而易見了。所以在一個短時期內，讓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的人員仍處於地下工作的秘密狀態之下，確實是讓他們既能順利工作又保證他們生命安全的上策。
從1949年5月11日平湖解放起，中共當湖支部的人員，又經過十來天夜以繼日的工作，基本完成了對進入他們視線的七名敵特的情況掌控。此時，張筠秋等六名黨員的關係已經轉來，第一任中共平湖縣委書記戴奎聽取了他們的彙報。大約平湖解放半個月後的一個傍晚，戴奎又約見了掌控敵特情況的六位人員徐運明、陸鬆筠、伊立平、王劉玉、金洪聲、幹正民，布置了對七名敵特人員的抓捕。地下黨人員的任務是引路和指認，由解放軍72師的武裝人員實施抓捕。
地下黨人員編成四個組，徐、陸、伊、王帶領部隊人員捕捉金式伍、金企波、周海門等人；幹帶領部隊人員捕捉潭金堂；金帶領部隊人員捕捉顧誌拯。這一行動一直持續到次日淩晨，包括孫文主義同盟頭目潭金堂、金式伍在內的七名人敵特目標全部被捕，無一漏網，並查獲發報機一台，槍支彈藥等物。
平湖縣城的抓捕工作一結束，乍浦出身的徐運民和對乍浦比較熟悉的幹正民兩人，又乘上72師部隊的汽車疾馳乍浦，去捕捉孫文主義同盟在乍浦的餘黨。
捕捉敵特的工作完滿完成，雖隻捕了七人，但對殘留敵人的震懾極大。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為平湖新政權的鞏固作了工作，同時也以他們的實際行動經受了新生政權對他們的考驗，得到了縣委書記戴奎的肯定和表揚。隨後通知中共當湖支部的地下黨員們去縣委學習，並要求介紹一些當地的進步青年共同參加。
在學習期間，成立了臨時支部，朱土萍任支部書記，張筠秋任組織委員，徐運明任宣傳委員。
接到參加縣委學習的通知，金洪聲有一次貝錦記米行之行。向貝先生告了假，把賬上的事也作了臨時的交割。對金洪聲的告假，貝先生當然照準。隻是意味深長地說了句：洪聲，想不到去年報紙也當真不是空穴來風啊！什麼時候回來一趟，把你入股的股金料理一下，是提是留，悉聽尊便。一副中規中矩的生意人的模樣。金洪聲隻得打著馬虎眼道，通界橋父母店裏有點事，隻是告假幾天，料理好了即回米行的。貝錦成接應道，不是說你三十歲上出運嗎？你去吧。金洪聲心中詫異，自己在山窮水盡時的那次算命，老板怎麼會知道？就說，貝先生也信命。貝錦成道，我信佛。命也運也，不可全信，不得不信。聽完貝錦成這句似乎禪機的話，金洪聲即與他別過，去中共平湖縣委參加學習。
解放初期的中共平湖縣委設在鳴珂裏原傳樸堂葛氏宅第的一座小樓內。鳴珂裏在縣城南隅，臨街有小河，故也稱南河頭。葛氏宅第原是包括稚川學堂和守先閣藏書樓在內的一個大院落，1937年11月19日日軍第二次入平湖城時遭焚毀，除留下一圈圍牆之外，唯剩這座小樓尚算完好，現在就成了新成立的中共平湖縣委的辦公場所。以後在小樓旁臨時又搭建了幾間平房，安頓了縣委的秘書處和組織、宣傳、民運等幾個部，組成了整個中共平湖縣委機關。
原中共當湖支部人員的學習由平湖縣委宣傳部長徐克非主持並講課，根據縣委要求，學員需單獨進出縣委，對外仍處於保密狀態。學習共進行了10天左右時間，據張筠秋回憶：“學習的內容是黨章和形勢，學習結束分配工作。”
對於這些因為各種機緣參加中共當湖地下黨支部的人而言，即使是其中黨齡最長的張筠秋、鍾鈴，從理論的層麵係統的學習共產黨黨章還是第一次。有關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最高綱領、現階段任務、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之間的關係等等的宣講，卻似那位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奠基者馬克思所說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張筠秋和金洪聲對共產黨的認知，可以追憶到父親張禮甫的講述，黃炎的講述，劉明、莊雪英的講述，李石農、金永康、祝歧耕的講述，而更多的是他倆目睹的黃炎以下的共產黨員們的實際行動。盡管那時也有教唱《國際歌》等的宣傳，但此次係統的理論上的闡述確實是以往的一切所不可比擬的。在激起他們內心真誠的對黨的信仰、自傲外，也真誠地感到自己對黨知識匱乏的缺陷，他們盡量地在聽取汲收，並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心中構塑著共產黨的更新形象。
這次組織的學習和學員們的這種理解和構塑，有著強烈的實踐實用的色彩並打上了新中國解放初時期的鮮明時代烙印：“到縣府學習10天，在解放前對黨的組織紀律、階級立場等很模糊。直至解放後，經黨的培養和教育，明確階級鬥爭與階級立場，分清了敵我界線。祗有革命有了利益，才有個人利益。”金洪聲在1953年回憶這十天的學習生活時說。
學習結束前兩三天，已經有消息傳出，學習結束就要由縣委分派工作。張筠秋和金洪聲在一日晚飯後，不免對自己往後的工作有了一番猜測和憧憬。
“筠秋，你說縣委會分配我們做什麼？”
“齊部長不是說，服從組織分配嗎？”
“齊部長不是也說要根據各人的情況嗎？”
“小教總不會再做了吧，齊部長說，新解放區正缺本地幹部。”
“你當過支部支記，肯定會分配你當幹部，隻是不知道當什麼幹部？”
“那你呢，瘦蝶？”
“我隻會打算盤、做生意，不知能做什麼？要是振乾弟就好了，他做過鄉長，剛好配上現在的形勢。”
“相信組織好了，我看現在的領導比以前的劉明特派員水平都高，或許這個時候，縣委都已經研究好了。”
“總就是這兩三天的事了……”
“那就等著開寶吧！”
張筠秋的工作被分配在平湖縣委民運部，同去的還有徐運明、王劉玉，民運部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反霸、減租、征糧、支前等工作，張筠秋具體負責婦女方麵的工作。民運部的部長是張守邦，另外還有南下幹部四五人。由於南河頭縣委辦公地的幾間平房還在搭建之中，民運部就暫時在原平湖縣國民黨黨部的一所廳屋內辦公。
張筠秋剛聽到工作分配時，她一定會想到以前在海鹽西塘橋組織婦抗團的情景，更會想到在海鹽縣裏選舉婦抗會主席時摜下兩件募捐的衣服拂袖而走的情景。“聽了負責一縣的婦女工作，心裏很快樂。”張筠秋在二個月後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曆史對張筠秋來說，似乎真是螺旋型上升般地轉了一個圈，似乎又回到了十年以前。不過這次不是用選舉的方式，而是一個槍杆子裏麵出來的新政權，用自己的任命，使她成了平湖縣婦女的領袖，地點卻從海鹽切換到了平湖。
對金洪聲的工作分配有點出乎本人的意表：城郊區副區長，稍過幾天，補充任命兼當湖鎮鎮長。當湖鎮是平湖縣委、縣政府的所在地，城郊區拱衛著縣城，這種安排表現了對本地幹部的一種倚重。因為在海鹽差不多也在同時，張振乾也被分配為城郊區區長。當然，也顯現了對金洪聲能力的一種信任。
兩人工作分配的時間稍有先後，張筠秋在1949年5月底，金洪聲則在6月初。
張筠秋的工作首先是在縣城發動婦女，“但擔憂做不來，城內婦女搞不好”，這是她當時的心情。
金洪聲在城郊區、當湖鎮，首要的是區、鎮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反匪反霸。
不久，兩人又被平湖縣政府確定為第一次平湖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作為“公家人”，第一批參加新政權的本地幹部，他們革命工作以外的生活，也正在悄然發生變化。一是新生的政權有需要，他們也可以介紹一些熟人參加新政權的工作，如現已離休的幹部吳乃複及妻子張惠娟等等。張惠娟是張重仕之女，與張、金兩家既是親戚又是世交，一直稱張筠秋為“阿姐”。他們兩人在2004年回憶解放初期參加工作的情況時，吳乃複說：“那時參加工作，主要也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學校裏讀書讀好了，家庭經濟不能再供你上學，在家裏住著。聽說有工作可以供給飯吃，就去了，也沒有想得那樣多。”張惠娟的談話有種時過境遷的輕鬆：“平湖剛解放時，阿姐就帶信來叫我參加工作，我那時正好在一隻小學裏代課，沒有馬上去，遲去了幾個月，要不然，現在也是離休待遇了。”還說：“阿姐生活一直很儉樸，衣服總是一身公家發的藍製服、灰製服。”服飾還有一個時尚問題，藍、灰製服應該是那時的引領潮流，雖然樣式和布料都極一般。但你想，整個平湖縣十五萬左右的婦女中，有幾個人夠資格穿這種象征“工作同誌”的衣服？當然，新政權剛剛建立，穿上這身象征這新生政權的製服，可能也隱示著某些神秘和危險。
在平湖解放初也參加過新政權工作的金舜儀的回憶，言辭之間就沒有上麵兩人的淡然但更坦誠：“我們參加工作，人有很多。我正式工作是熟糟頭（按：平湖話老關係的意思），進去是省力的，另外新進去工作也有的。我工作在漢塘鎮。乍浦還在摜炸彈，飛機洋山還在飛過來摜炸彈，啥人敢進來？共產黨今天在這裏，明天作興腳底上擦油逃掉了。”
這種熱心腸地為別人介紹工作，一是革命政權本身的需要，二是出於親情友情鄉情，但有時也會給介紹人在日後帶來一些麻煩。比如說，張筠秋介紹在平湖南門小學教書時認識的高秉義參加工作，在1969年回答平湖有關方麵外調時，還要作如下的說明：“後來縣委要我們動員一些青年參加學習班時，我們當時思想各方麵情況未摸清，那時他要求工作把他吸收進來。在我思想上認為，高參加上麵組織（按：指孫文主義者同盟和民主青年聯合會）時間短，可能受蒙蔽。後來高交來的材料是記得拿到公安局去。高拿來的材料內容，我也不去看。”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對有些人的托請予以拒絕。比如說，曾任自衛大隊副隊長的表兄徐善濤消失後，徐妻請求他們介紹工作，兩人婉拒，顯然是出於政治方麵的考量。
新政權剛建立，大部分人還處在觀望之中，那時參加工作，是冒著一點風險的。雖然金舜儀老人的話說得過於直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