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兒時家庭的氛圍，連著說了幾次：壓抑、陰森森的。我們相信憑自己的努力畢業於電視大學而又在社會人生舞台上閱練多年他的用詞的準確性。
徐善濤，就是以他離去的背影投下這團陰影的人。徐善濤的母親也是海鹽張家門村人，在中國一表三千裏的習俗中，與金洪聲、張筠秋還算是比較近緣的表兄弟。
為保持曆史的真實和原貌，我們不嫌冗長地將關於此事被塵封多年的文件，抄錄如下：
1955年3月8日，省供銷社嘉興辦事處黨支部上報給嘉興地專機關黨委會關於處理金洪聲的材料中，單列一點金洪聲的錯誤：
“三、敵我不分，界線不清，包庇反革命分子，同時對黨不忠實，欺騙黨。如其表兄徐善濤，係平湖縣偽保安大隊副。金在解放後，還去徐犯家三次，也不同組織回（彙）報及揭發徐犯之罪行。徐犯於解放後給金四寸手槍一枝。毫無一點黨員立場觀點以私人情感代替了革命利益，即（既）未向組織報告也不向公安局揭發，同時把手槍留其自用，由於不及時回（彙）報及揭發，使徐潛逃。”
在1955年4月19日中共嘉興地委、專署機關黨委會委字第九號《關於清除金洪聲出黨的決定》中有關這事的始末，是用如下文字固定的：
“由於金洪聲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家庭和他本人又一貫從事剝削商業，入黨後又沒有很好地改造自己，因而存在著嚴重的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喪失立場，敵我不分。一九四九年在擔任平湖縣城郊區副區長時，他明知徐善濤（係金的表兄）是國民黨平湖縣偽保安大隊副的反革命分子，但金曾三次到徐家中與徐進行勾勾搭搭的不正當的活動，最後一次徐善濤將四寸手槍一枝，子彈十六發交給金洪聲。這些活動，金既不進行揭發徐善濤之罪惡，又不向組織上彙報，致後不久徐即潛逃，對黨對人民留下了禍根。這就是金洪聲包庇所造成的惡果。”
兩份文件的文字文風，鮮明地打著那個“運動”“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時期的曆史烙印，級別低的機關起草的文字更外露張牙舞爪些。現在的年輕人在現實中已很少見到這種文字了，但親曆過那段曆史的人，深切地知道，這樣的文字表述會怎樣噬咬一個人的命運！
對徐善濤其人，盡管極筆者之所能，但終因種種條件的限製，我們還是對他知之不多。通過向塵封多年的眾多紙色泛黃的檔案的遍覽搜尋，和向尚健在的有關當事人訪問尋覓，隻能彙總成徐如下的個人資料：
徐善濤，1947年前在平湖縣以外工作，確切地在哪裏，做什麼，闕如。從一回到平湖縣即任自衛隊副大隊長一職這點來推測，徐在外從事的應是軍政方麵的工作，又以從事軍隊方麵的工作居多，級職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團級。因為據國民黨末任平湖縣縣長樓正華（起義人員）在《跨向光明的第一步——於平湖》（載平湖市史誌辦公室編的《中國共產黨平湖地方史略》）一文中回憶，他以縣長兼任國民兵團總團長，國民兵團的實際武裝力量即是所屬的自衛隊，徐善濤以自衛隊隊副銜，實際上掌握著這支武裝力量。
自衛隊下轄兩個中隊，在各鄉鎮還分別設有自衛隊20人左右，也歸縣自衛隊節製。整個自衛隊是當時平湖縣中最主要的地方武裝力量，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或者換另一個說法：“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徐善濤在當年的平湖，也可算是一位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
從1947年初至1949年5月，平湖解放前，徐善濤一直擔任此要職。
在金洪聲、張筠秋檔案中，有關徐善濤的存在以及與他的交往，金洪聲、張筠秋自己撰寫的部分，筆端顯得異常小心謹慎。在案卷裏保存的草稿中，可以見到多處修改、刪去的痕跡。完全是一種不能不麵對，又不得不麵對徐善濤這個人、這件事的思想狀態。而且下筆時欲說又止，躊躇再三。以張筠秋的檔案記載為例，在1951年10月29日填寫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登記表》的《重要社會關係》欄中，除了另外兩人外徐善濤位列第三，全文抄錄如下：徐善濤，“職業”：反革命；“社會地位”：平湖縣偽副總隊長；“何時何地參加過何種反革命活動？現在態度如何？”：“這人很早就出去，在1948年春天來平湖，任偽副總隊長，他內中詳細我不知道的；“你與他（她）相互影響如何？”：是堂表親。以前不來往的，因為他有些流氓的作風，就到平湖後來往的。所以影響是沒有的。”
這種欲說又止的彷徨心旌我們在張筠秋1951年12月30日寫的《思想總結》裏得到了確證：“關於一個反革命的親戚，在解放前（任）平湖的副總隊長，他現在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到革大在填表時是個想填，恐怕領導上懷疑我社會關係複雜，後來經過思想鬥爭，所以結果填上了。”
經過開除金洪聲黨籍處分的變故後，張筠秋在1955年填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登記表》草表中“親友中有否參加黨派組織和政治活動？現在情況如何”一欄裏，赫然單列著“表親徐善濤”。這種單列，表明了與徐善濤的關係是個不能繞開、第一重要的問題，也即不能不麵對。而在具體的內容上，就隻有以下文字成文：“是很反動的，過去一直在外麵，在47年回到平湖（筆者按：關於徐善濤回平湖的時間，張筠秋的回憶前後不同，相差一年，我們采用1947年），平湖的偽副總隊長，現在據說已逃在香港”。而劃去以下文字：“該人流氓作風，所以我們過去從小到大是不接近的，但這人是很反動，在47年，我們是從東麵（筆者按：此處似有誤）接近，開始思想是有二個”。另外還在以上文字的行文過程中，劃去了“如解放前，該人是和”等兩處字樣。可以想見，張筠秋在草擬此欄內容時是頗費思量考慮再三的。
說徐善濤有流氓作風，我們在訪問金舜儀時，他說的一點，或可作為佐證：徐善濤在平湖時，著軍裝穿皮鞋，有時莫名其妙地用皮鞋踢其親生母親，態度十分蠻橫。
在1957年12月中共嘉興水產供銷分公司審幹辦公室關於《對張筠秋同誌政治曆史問題的調查報告中》也有涉及徐善濤的部分。要知道當年對“政治曆史問題”的結論事關個人的政治生命，性命攸關。現也全文抄錄如下：“1949年5月20日，平湖解放不久，組織決定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當時組織決定由張筠秋監視反革命分子徐善濤（是張丈夫的表兄），但是當晚去捉時，徐犯已逃跑。徐的逃跑是否張走漏了消息，不大可能。因此（疑應是“為”）平時是信任黨，靠攏黨的，也認識方麵比較清楚。金洪聲思想立場方麵是糊塗的，有這個可能。然在逮捕前，領導曾叫金洪聲去徐犯家了解情況2次，均未看到徐犯，據說那時徐犯已外逃。”
一個“不大可能”，一個“有這個可能”的結論，決定了夫妻兩人不同的政治命運。而文件中，“致後不久徐即潛逃，對黨對人民留下了禍根”雲雲，將當事者金洪聲及張筠秋陷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因為在解放後的新中國，一些在大陸明擺著的曆史反革命，人民民主專政的鐵拳隨時可以給其中的亂說亂動者以致命的打擊。而潛逃在外的反革命其破壞性就是一個難以逆料的變數了。更為令人可慮可怖的是這種“結論”，又是當事者不知情而隻供領導者即掌握你命運的人，秘密掌控的，猶如一柄看不見的利劍在幾十年裏一直懸在當事者的頭頂，甚至割破了點頭皮，一直停駐在那裏。
張筠秋在時隔二十五年，一次單位領導不經意地向她泄露了這一情況後，便在1971年8月7日，向嘉興食品公司黨支部說明情況和要求組織予以澄清。於1973年8月26日又再次向食品公司黨支部提出，而在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1983年6月18日，更慎重地向嘉興市委組織部提出要求複查，明確結論和當麵告知本人。親曆過那個時期的已成年的全國人民當然深知，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成為共產黨一員的張筠秋為何要在這個關節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黨的下級基層組織申訴。按照中國的權力結構，越是到直接管住你的那級基層權力機構，越是能決定你的命運。
金張與徐善濤交往的始末大致如下：從1946年年初起，金洪聲在海鹽碾米廠作職工。金洪聲的毛筆字寫得不錯，“海鹽碾米廠”招牌幾個大字，還出自他的手筆。然而碾米廠的生意卻一直慘淡經營，延至年底，終於不支而關閉了。金洪聲一家生計成了問題。這一年，張筠秋經地下黨組織安排，為了確保組織和黨員個人的安全，也為了解決一點生計問題，離開海鹽獨自一個人去嘉興鄉下做小學教師，一年當中，換了三所小學。張筠秋因為參加索薪罷課行動，罷課二天，教育當局以撤並學校為名，撤掉了張筠秋任教的學校，張筠秋隨之失業。她這一段去嘉興任教的生涯，頗富傳奇和驚險，前文已詳述。至年底，金洪聲一家經濟陷入絕境，夫妻倆商議後，決定重回平湖縣城。
1946年臨近年終歲末，金洪聲、張筠秋夫婦來到平湖縣城。屈指算來，金洪聲從1937年抗戰烽煙初燃時離開平湖縣城，不算其在平湖金羅浜鄉下的偶爾逗留，不覺已有整整十年了。十年的離去，使得重返的金洪聲夫婦在縣城已無棲身之處了。投親靠友，這在中華民族的傳統中，是人之常情。徐善濤時任縣自衛隊大隊副，在平湖正炙手可熱，無論從掩護張筠秋地下黨的身份還是日常生活中能得到一些照應，同徐善濤的謀麵和交往是順理順章的事了。金、張、徐三家，都是表親，幼時逢年過節紅白喜事時的見麵一定會有。及至長大，張、金一直在家鄉生活，徐卻一直在外麵做事，並無實質性的交往。但此次到平湖後，就有了來往。
通過徐善濤介紹，金洪聲、張筠秋夫婦租住了徐善濤嬸娘家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平湖城關鎮分金弄底，房屋為一門單獨出進，兩樓兩底外加一間廂房，夫婦倆住著夠了。因為單門獨戶的，有個客人來也方便。金洪聲的入黨宣誓儀式就在此房屋內舉行，後來更因成為平湖縣地下黨當湖支部的所在地而載入中共平湖黨史。行文至此，筆者腦際中突然冒出另一幢兩層樓房——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法租界望誌路106號、即現今盧灣區興業路76號的中共一大會址。望誌路106號的那幢兩層樓的主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漢俊的胞兄李書城，因其國民黨元老的身份，更因為這座房屋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軔地而得以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農業部長。筆者無意於在此作人與人、房屋與房屋之間的比照，僅是將行文時確實在腦海裏出現過的一種聯想如實地寫出，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