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多棱鏡中的世界
四川多山，數川彙流，江風山韻孕育了頗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受這種文化的雨露浸潤，四川大地走出了不少文化名人、文藝方家。在當代文學叢林俊秀之中，就有包川。
包川進入文壇並不算早，而立之年，她才以新人的姿態在文學界嶄露頭角。但她厚積薄發、出手不凡，在上世紀70年代末起發表作品，就已有名氣了。此後，加上沙汀、馬識途、李致、陳之光等老作家的賞識和關懷指導，包川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跋涉前進。80年代，她接連在《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等一流文學期刊上發表了《高音喇叭》《相見》《唱》《門》等多篇作品，逐漸成長為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成熟作家。單從數量上看，包川的作品算不得高產。但她以獨特的文學審美關注現實,帶著曆史感觀察社會，跳出個人世界的小圈子，沉潛下去發掘日常生活一地雞毛底下奔騰洶湧的時代洪流，從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中發現美、提煉美、創造美、展示美,為生活放歌，為時代立傳，給人們以美好的願景和期待,使其文字更顯深沉、博大和健康。
前些時候，她回顧整理多年來的思想結晶，精心擇取代表作出版作品選，為自己的創作做一個小結。將書稿交我時，她很誠懇地要我隨便翻翻，很想聽聽我的“意見”。她很看重我的意見，重到讓我都覺得有點“過”。但是，那是很認真的，絕非客套與敷衍。作為包川的忘年交，她一直是我敬重的大姐，多年來欣賞和關注她的創作。因為她真誠得“過”，我沒有理由不認真對待，仔細拜讀了這厚厚的兩部大著。在我看來，包川的作品可以用八個字概括：“棱鏡雖小，折射七光”。
真誠的情感是包川作品的基石。真情實感是文學的生命，優秀的文藝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於作者抒發的是真實感情。感情愈真淳，愈能震撼讀者的心靈。劉熙載說：“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包川作品選》處處見真情。她在塑造普通人物形象時，總是將視角聚焦在小人物美好的品格和情懷上，努力地發掘他們的心靈美。她善於在社會萬象中采擷最具代表性的人和事，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從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有人情味的閃光點入手，如鄰裏和諧、朋友互助、母子情深等，以細膩的筆觸表現人們的喜怒哀樂，傾注著對人物真誠的理解和同情。如《鏈條》《唱》《孑孓》等作品塑造了從城市待業青年到文化館領導、農村姑娘等一係列人物，描繪從鄰裏糾紛、男女情愛到工廠改革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會畫卷，以此展現80年代變革期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和由此帶來的人心深處暗暗湧動的情感潮汐，讀來無不讓人動容。
1980年起，包川的工作崗位從工人變為雜誌編輯，這給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使她能夠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思考人生，觀察社會，豐富寫作。她總是以己之真情動讀者之心，用真情浸潤生活，滋養人生，感染讀者。她曾在《創作雜談》中說，作品要具有曆史感，“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總是和社會生活、民族的曆史聯係在一起的，在動筆之前，認真思索一下所寫的人物、事件在整個曆史長河中的位置，它的源遠流長，它發展的必然趨向”。例如，她在《為自行車，幹杯》中，不僅揭示“文革”給人們心靈深處造成的深深傷痕，更以赤誠之心注重反思，以主人公大勇之口指出，人們不能一味指責“四人幫”欺騙群眾，更要反省自己為什麼會輕易被愚弄；《相見》筆墨凝重，筆調深沉，筆鋒尖銳，塑造了一個被社會“運動”得失去情感活力和學術激情的中年教師——江老師，在外界折騰中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殘，在自我壓抑中靈魂受到煎熬和戕害的形象，以此探討知識分子自身的脆弱性。包川看到了人的心靈暗處和痛處，以包容和同情的心態，發現和書寫人的自責、自罪和贖罪，拷問和安慰我們的良心和生活，在典型的環境中展現了複雜多維的人物性格，讓人長久掛懷……她已不再局限於憂患與反省，而是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係進行了深層的開掘和獨特的探索。在包川看來，不管什麼時候，“隻要內心足夠強大，外界的傷害真的算不得什麼，外傷不過是皮毛，而隻有內心的自罪自虐才是揪心的！那種自覺有錯自覺該脫胎換骨，凡事都考慮該不該這樣那樣，而不敢考慮想不想這樣那樣，這種自我壓抑之痛苦是無法言表的……”包川的創作正是用生活瑣事、凡人細行折射時代的巨大轉折，不論是讚揚還是呼喚，哀思與歎息，遺憾與惋惜，都給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人們向往和追求真誠而美好的生活的源泉。她對人物形象傾注真情實感，使她發掘他們的美就像從貝殼裏揀出珍珠，就像從河海裏淘出黃金，讓我們體味到一種陌生化的新鮮感，使其作品顯得更加厚實蘊藉。正如馬識途老所說，“她用女性特有的纖細和舒卷自如的筆觸，去刻畫那些凡人們的悲歡和憧憬”。
獨到的審美眼光是包川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小說，是一種美的藝術，更是一種美的發現。托爾斯泰說過：“愈是詩的，就愈是美的。”包川作為當時文壇有代表性的作者之一，胸無塵滓，心無俗念，懷抱清曠，寧靜淡泊，總能以明慧的心眼，從獨到的審美視角，創作出見心見性，讓人心醉神迷的佳作。她勇於自我超越，不斷探索新的表現形式和敘述技巧，不斷用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表達對社會、人生、人性的獨到見解。包川樂於展現生活中的美好，也長於調用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獲得一種直達讀者內心深處的獨特審美震撼力。如《鏈條》《今天是幾號》《門》中抨擊一些工廠領導走後門招工、結黨營私、諂媚上級的不正之風；《高音喇叭》表達了她對十年動亂中，人們精神空虛，整天忙於無聊的唇槍舌劍鬥爭的痛心和無奈；《濃霧》《雨過天青》《買賣》中為待業青年的無奈處境、精神困惑和不公正遭遇呼告；《四路車軼事》以鍾大爺之口歎息路人自私自利的冷漠。這些作品不僅讓社會生活中那些陰暗汙垢無所遁形，並且以鮮明的情感立場表達出作者的愛憎，讓人們看到作者直麵現實的勇氣和對公道正義的呼喚與堅守。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說《辦婚事的年輕人》，該文一經發表便被評為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給她帶來極高聲譽，引起了文壇的關注，也奠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全篇除了必要的背景交代，主要就是兩個年輕人的對話，但在拉家常似的對話中，把川人的幽默風趣的秉性、愛人之間的體貼溫情、兩個年輕人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和整個社會擺脫壓抑之後的積極進取情緒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小說的結尾，小夥子對姑娘樂觀而自信地說：“最困難的時刻就要過去了，目前，我們再咬咬牙，以後，會越來越好的……”我一直為這句話感動，我認為小夥子是個哲人。《相見》中，江老師和“我”十六年“見”與“未見”的惆悵與痛楚，心靈的解析與回歸，質疑心靈暗處與物質世俗之間的牽扯，我始終為這件事動容，我認為江老師也是個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