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譯者的話
梅丹理
在我著手翻譯這本詩選之前，我有幸在吉狄馬加先生的陪同下，到他的故鄉——位於川西山區的涼山彝族自治州走了一趟。在布拖和昭覺兩縣的諾蘇彝族村莊裏，我被諾蘇彝族山民們對於他們的傳統的懷念和依戀所深深打動。舊日的土坯房已經不見蹤影，代之而起的是瓦舍。這些瓦舍仍然按照節省空間的老格局在原址上建造，散落在田園或牧場上。諾蘇彝族女人們依舊三五成群地在門前用係在腰部的小型織布架織布，男人們肩上依舊披著類似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穿的那種黑色披肩。
目前，彝族共有七百多萬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國西南腹地的四川、貴州和雲南等省，其中有數百萬人口依舊講屬於藏緬語族的彝語。諾蘇是彝族這個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中人口最為繁盛的支係，她剛剛開始向世界顯示她的存在、傳統和榮耀。
諾蘇彝族有自己的神話傳說，而其神話和傳說所體現的思想體係跟漢族、藏族的思想體係有一點相似卻又有微妙的不同。諾蘇彝人有靠口耳相傳的史詩和長篇敘事詩，譬如《勒俄特依》和《支呷阿魯》。他們氏族的圖騰是山鷹，而這個鷹經常被描繪為銀色的，這讓我想起了藏族的銀翅鳥。此外，他們還有屬於自己的送魂經。當超度一個亡靈上天堂的時候，畢摩（即祭奠儀式中的祭司）手裏搖動著一個杵形法器和一個小鈴，穿過煙火，口中念念有詞。和藏傳佛教法師手裏拿的那種像雷電的金剛杵不一樣的是，畢摩誦經的時候手裏拿的法器像一個吞食煙火的鳥。畢摩不是端坐在廟堂裏念經，而是坐在露天地上的席子上念經。經卷是用完全不同於漢字的象形文字寫成的。
如果你到諾蘇彝人居住的村子裏轉悠一圈，或許你會遇見頭戴蘑菇狀黑氈帽的畢摩。當畢摩不在葬禮上念經或是在驅瘟儀式上作法術的時候，他們通常在村頭的一個僻靜地方待著。在諾蘇彝人居住的村子裏，你或許會碰到畢摩在為人作法祛病或者為死者念經送魂，他的旁邊通常會有一位助手在維護著一個火堆。經文通常被抄寫在莎草紙或是薄薄的羊皮上。彝族還有一類神職人物，叫蘇尼，是巫師——他，頭發淩亂，長可抵胯，腰間掛著一麵像西巴利亞巫師使用的腰鼓，神思恍惚地一邊跳舞一邊擊鼓歌唱，他們甚至可以連續幾個小時一直蹦跳歌唱。
諾蘇彝人至今還沒有接受來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宗教，因為他們的信仰係統具有固有的複雜性,他們的信仰體係包括多種線索：一是季節性的祭奠儀式，二是關於他們的神性祖先的史詩，三是關於自然力的神話故事。也許因為彝族一直保持著多個分支的緣故，所以他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教條式的信仰。他們的信仰體係像一個編織物，昭示著他們所信奉的歸宿是自然；這包含了對於人類生存境況的多方位的思考和透視。它使我想起了美洲的印第安人的宗教。
吉狄馬加出身在一個頗有名望的彝族家庭，他的父親在共和國成立後曾在彝族聚居腹地布拖縣法院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由於讀了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的詩歌的緣故，吉狄馬加在少年時代就立誌要做一位詩人，用詩歌來表達諾蘇彝人的個性、身份和精神世界。
十七歲那年，吉狄馬加考取了設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大學期間，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諾蘇彝族的史詩和傳說，此外，還閱讀了從屈原開始直到二十世紀末的大量的漢語詩歌、散文和小說的經典之作以及大量的外國文學優秀作品，如米哈伊爾·亞曆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學大家的作品。
大學畢業後，吉狄馬加回到了家鄉涼山彝族自治州文聯工作，很快他的詩作在著名的《星星》詩刊上連續發表，在四川文學圈子裏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久，他就被調到四川省作家協會工作並很快擔任了秘書長的職位。1986年，他的詩作獲得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國家詩歌獎，並受到已故大詩人艾青的青睞。
吉狄馬加執著於詩歌，視詩歌創作為己身的使命和追求，盡管他不期待任何外在於詩歌的獎勵，但是他的詩作還是不斷獲得國家級獎項，並在35歲那年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擔任書記處書記，從此開始了他詩歌創作和人生事業的新天地。其間，他曾多次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與國際文學界對話與交流; 另外，他還曾應邀作為美國國會青年領導者項目一員的身份赴美觀察美國政府的工作近一個月之久。為了充分了解吉狄馬加近年來在文化領域裏的作為和影響，我們不妨參考一下他的另一些活動，比方說他擔任了舞台史詩劇《秘境青海》和舞台與音樂劇《雪白的鴿子》的總策劃和編劇；作為一位在國內外都頗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吉狄馬加還創辦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並擔任該詩歌節的組委會主任。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於2007年8月在青海西寧舉辦了第一屆，2009年8月舉辦了第二屆，已在國際詩歌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吉狄馬加從未停止過他的追求，作為一個來自中國西南部少數民族的偉大靈魂，他要用詩歌承擔起他的民族和民族精神與外部現實世界交流的使命。就文化身份而言，吉狄馬加既是一個彝人，也是一個中國人，也是一位世界公民，這三者是互不排斥的。
吉狄馬加是一位用漢語寫作的彝族詩人，這讓我想起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在英格蘭文壇上頗為風光且為英語注入了巨大活力的愛爾蘭作家群。盡管“女皇英語”（即標準英語）對於愛爾蘭作家詩人們來說是借用語言，但也許正是因了愛爾蘭強烈的口語傳統，他們卻使得英語更具新鮮感。這種傳統給他們帶來了文才，也就是我們有時候所說的那種“胡侃天賦”。具有這種“胡侃天賦”的愛爾蘭作家詩人有：威廉·巴特勒·葉芝，喬治·蕭伯納，奧斯卡·王爾德，詹姆斯·喬伊斯和塞繆爾·貝克特等。
在美國，我們也可以找到不少屬於少數民族或種族的作家詩人用他們被作為“局外人”的本民族或種族的曆史和傳統為文學表達“輸血”的範例，譬如美國黑人作家蘭斯頓·休斯和拉爾夫·埃裏森，美籍猶太人作家伊薩克·辛格和索爾·貝婁, 此外，還有美洲印第安裔詩人謝爾曼·亞曆克斯以及美籍華裔詩人李立揚等。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吉狄馬加的文化主張和美國的哈萊姆文藝複興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隻有具有偉大情感的詩人才可能完成蘭斯頓·休斯所企圖完成的那種文化使命：在現代的文化錯位和迷離的語境下，從根開始，將自己民族的身份認同重新加以喚醒。哈萊姆文藝複興是從文化的邊緣地帶開始的，他們的聲音最終被主流文化所接納。作為一位詩人，吉狄馬加所為之奮鬥的使命也會被主流文化所接納，因為他和哈萊姆文藝複興的類同之處在於建立在一個更具有自然力和象征性的水平上——黑色現象。彝族中人口最為繁盛的一支稱自己為“諾蘇”，在彝族語言中即“黑族”的意思。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圖案以黑色為基調，配之以紅色和黃色，所以，吉狄馬加說，“我寫詩，是因為我相信，憂鬱的色彩是一個內向深沉民族的靈魂顯像。它很早很早以前就潛藏在這個民族心靈的深處”（見《一種聲音》）。黑色，作為一種情緒和情感氛圍的象征，顯示了彝族人民對於苦難和死亡的認識；同時，它也昭示了一種精神上的向度和深度。
在諾蘇彝族的曆史上，曾和他們的漢族和藏族鄰居發生過衝突和爭鬥，但更多的時候是和平共處。今天，隨著中國現代化步伐的加快，諾蘇人的山林被大量采伐，讓他們失去了和他們的傳統信仰和價值觀相和諧的生態環境，給他們的心靈帶來了陰影和不安，無疑這是現代化在給他們帶來新生活的同時所帶給他們的一種負麵影響。
吉狄馬加認為，苦難是人類生存境況中難以避免的部分，很多充滿了創造性表現力和希望的圖案正是由那種代表著憂鬱的色彩通過對比的方式顯現出來的。在他的一些描述現代社會危機的詩作裏，吉狄馬加對於暴力進行了強烈抨擊，但他從不提倡“以暴易暴”的做法或觀念。眾所周知，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多次遭受日本侵略者飛機的狂轟濫炸，數萬人在轟炸中喪生，整個城市幾乎變成一座廢墟。60多年後的2005年，在紀念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的日子裏，吉狄馬加在一首以重慶大轟炸為背景的詩作《我承認，我愛這座城市》裏寫道：“是的，我愛這座城市/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那就是這座偉大的城市/與它寬厚善良的人民一樣/ 把目光永遠投向未來/從不複製仇恨/在這裏，時間、死亡以及生命/所鑄造的全部生活/都變成了一種/能包容一切的/沉甸甸的曆史記憶！/從某種意義而言/這個城市對於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渴望/就是今天的中國/對這個世界的回答！”
在後工業時代的社會條件下，從中國西南部大山的少數民族裏走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詩人，是不難理解的。首先，在20世紀的社會裏，一切神奇的事物都變得不那麼神奇。曆史證明，主流文明所看重的基本思想範疇與大自然是脫離的，譬如，上帝、佛陀、道、柏拉圖的理念、作為本質的存在或物質力量。而這些觀念總是呈現相互否認乃至相互吞噬的狀態。和這些龐大的思想體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土著民族文化是至今持有巨大發展空間的神話，土著民族對於自然依舊有著強烈的情感依附，因之，他們對於他們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改變是特別關注並十分敏銳的。
遺憾的是，那些主流文明所尊崇的思想範疇和自然是脫離的。當這種錯位所導致的危險和荒謬接踵而來，對那些所謂的文明人類帶來危機的時候，他們才認識到他們的思想體係需要“解構”的日子來到了。但是，那種“解構”不過是另一種荒唐的行為，同樣延伸或加長了通往“詩意地棲居”這一理想的路途。而持有土著民族信仰體係的人們則無需擔心解構什麼。任何一個土著民族的信念係統在細節結構方麵都含有懷疑論的成分；土著民族都感恩和敬畏自然，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也不是盲從。從吉狄馬加的詩作中，我感受到了一種少數民族獨有的信念體係的風景，而這一風景的窗戶對於當下的世界是開放的。
當土著民族被迫放棄自己的家園時，他們會把一切留給記憶，因為他們一代代的先人們早已用屬於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塑造了他們，讓他們重視曠世的生命和跨世的生命的延續。有關這方麵的主題在吉狄馬加的詩歌裏隨處可見，在《太陽》裏他寫道：“……望著太陽，總會去思念/因為在更早的時候/有人曾感受過它的溫暖/但如今他們卻不在這個世上”。隨著傳統習俗的消逝，他們神話史詩中的祖先開始擔任代表可繼承價值的角色，於是吉狄馬加在《火塘閃著微暗的火》一詩裏這樣寫道，“在河流消失的地方/時間的光芒始終照耀著過去/當威武的馬隊從夢的邊緣走過/那閃動白銀般光輝的/馬鞍終於消失在詞語的深處/此時我看見了他們/那些我們沒有理由遺忘的先輩和智者/其實他們已經成為這片土地自由和尊嚴的代名詞/……我懷念/那是因為我的憂傷/絕不僅僅是憂傷本身/那是因為作為一個人/我時常把逝去的一切美好懷念！”顯然，這是對於文化剝奪行為的一個有力的反擊和響亮的回答。在文化消遁的灰燼裏，吉狄馬加和他的詩歌至少能夠挽救一種洞照人生道路的視野，並以此留給後來者。
2010年2月 寫於南京藝事後素美術館
（中文翻譯：楊宗澤）
Translator抯 Introduction
By Denis Mair
While I was preparing to translate these poems by Jidi Majia, I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accompany him on a trip to his native district in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which is located in mountainous west Sichuan. In secluded Nuosu villages of Butuo and Zhaojue counties, I was struck by the attachment of the Nuosu hill people to their time-honored ways. Where old cob [i.e., clay and straw] houses had been replaced, I could see that new ones had been built according to the space-conserving pattern, with clusters of small buildings interspersed among gardens and pastures. The Nuosu women still sit in small groups in front of their houses, weaving strips of cloth on waist looms. I saw men wearing black capes of hand-woven wool similar to the ponchos of Bolivian Indians.
The Yi people, of which the Nuosu make up the most populous branch, are a mystery that is only beginning to declare itself to the world. There are at least seven million Yi, and several million of them still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which belongs to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family. They live in pocket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provinces of Sichuan, Guizhou, and Yunnan.
The Nuosu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t mythology and folklore. In some ways it reminds me of Tibetan and Chinese ways of thinking, but it is different. They have oral epics, for instance the Book of Origins and Zhyge Alu. They have a myth of a great ancestral bird totem, which reminds me of the Tibetan garuda. They often portray the great bird in beaten silver, which also reminds me of the garuda. They have their own scriptures for sending off souls after death. The bimo (ritual priest) waves a prayer sceptre and bell through the smoke of a fire while chanting the scripture; his only incense is the smoke of this fire. Unlike the thunderbolt-shaped dorje of the Tibetans, the bimo抯 prayer scepter resembles like a smoke-inhaling bird. The bimo does not sit in a temple when reading his scriptures; he sits on a mat out in the open. The scriptures are written in a pictographic script which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