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地下黨員張克誠，在天津市工務局任建築科的公務員。這個科有一個工作任務是驗收天津的城防公路，在工作中必須要參考整個天津的城防工事圖。有一天，與張克誠同一間辦公室的工程師未將官方繪製的城防工事圖鎖進保險櫃，還放在書架上就外出了。張克誠立刻冒著危險將工程圖偷回家中，用兩個通宵描了下來，用蠟丸封好。然後藏在他的棉褲裏，讓他的妹妹轉交給了地下黨天津工委書記黎智，再由黎智轉交給了我軍的八縱。這位事先並未得到上級黨組織布置任務的地下黨員，為我軍提供了另一份完整的城防工事圖。
還有一位地下黨員是位女青年，名叫曾長寧，她的父親曾延毅過去與傅作義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還拜過把兄弟。曾延毅在國民黨的西北軍中當過副軍長，這時已經脫離軍界，在天津做寓公，但與國民黨軍政界的很多人物都有來往。有一天，國民黨軍塘沽防守司令崔亞雄到她家做客，曾長寧發現崔亞雄的皮包裏正好放著塘沽地區的駐軍分布和防守工事圖。曾長寧立即偷偷複製了一份，通過另一位地下黨員沙小泉送交到了上級黨組織，再轉交給了我軍手中。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天津的後勤供應統由國民黨的聯勤總部在天津設立的華北聯合後勤支部負責，這個後勤支部的主管是一個國民黨少將軍官，他的秘書李貽亮是一個在一二·九運動中參加過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進步人士，李貽亮的舅父是我黨的地下黨員。通過李貽亮舅父對他的教育，李貽亮願意為我黨工作。李貽亮不僅為我軍提供了國民黨軍隊在天津所有軍火庫和物資庫的詳細情況，還利用1948年底搞新年慰問勞軍活動時要登記造冊發放慰問品的機會，將這時全城駐軍分布的最準確資料提供給了地下黨組織。
正是由於有這些地下黨員冒著生命危險為我軍攻打天津做了前期準備，使得我軍在攻打天津戰鬥中得到了很大方便。天津前線總指揮劉亞樓說過這樣的話：“由於地下黨提供了詳細準確的城防工事圖，使我軍迅速掌握了敵情，因而下決心、訂計劃，部署兵力都有了確實可靠的目標。”當天津解放以後，天津市民曾經流傳過這樣的話：“解放軍的炮彈有眼睛，不打老百姓，專打國民黨。”其實，為解放軍的炮彈安上“眼睛”的，正是天津地下黨的一批英雄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