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簽訂綏遠和平協議
根據中央關於處理綏遠問題的精神，傅作義和鄧寶珊提出了一個以“暫維現狀，劃定界線，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的步驟。為了進一步具體地就若幹問題加以討論，林彪、聶榮臻、陶鑄和我黨長期在晉綏地區工作的原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與政委李井泉一道，於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飯店宴請了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雙方同意，成立一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具體協商有關劃界、交通、金融、貿易、郵政以及我方派遣駐綏聯絡機構等問題。雙方提出參加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各三人，我方代表是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中共華北局秘書長張友漁、中共蒙綏區委城工部長潘紀文（潘紀文早在1938年就曾被中共派為住傅作義部隊的代表，並擔任了三十五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與傅作義部很熟）。傅作義方麵的代表，仍然是他手下長期與我方打交道的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中共中央起初決定關於綏遠的談判是由賀龍主持，後來考慮到賀龍要率軍南下，所以還是改為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的聶榮臻和薄一波主持。
從1949年3月25日開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就若幹問題進行了充滿希望的，同時也是充滿矛盾的談判。在談判中，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並不一致，諸如劃界的走向、我方派出的聯絡人員派到哪一級等，都有分歧。3月28日，王克俊又出示了一封董其武給傅作義的電報，認為綏遠本邊陲之地，無關緊要，現在雙方就進行談判、處理問題，恐生意外。有關交通貿易諸事，可由民間自行解決。很明顯，這封電報很可能是對方有意拖延以便進行討價還價，也可能是傅作義與董其武之間的意見還未取得一致。於是，我方鄭重表示：這次談判，是我中國共產黨和傅作義先生之間的談判，與董其武並無直接關係。隻應當是傅代表董，而不能是董代表傅。現在的問題是傅和董的很多看法都不一致。如果傅先生不能代表董其武，這次談判就隻有停止。在我方義正詞嚴的態度麵前，王克俊隻得表示談判必須繼續，傅作義自會去說服董其武。談判在經過了激烈爭論之後，雙方在4月8日達成了一個《關於綏遠劃界、交通、金融、貿易、派遣駐綏聯絡機構等具體問題的協議》草案。由於傅方還要征求董其武的意見，所以未形成定稿。我方代表對協議中的有些問題，認為傅作義的條件太高，也準備請示之後，對協議再作一定的修改。
可是，當聶榮臻和薄一波在4月28日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彙報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隻要能爭取綏遠和平起義，在一些具體條款上可以多作一些讓步。他們決定全部同意傅作義方麵提出的條款。其中包括原來我方談判代表堅決不同意的將解放北平時我軍接收的布匹退還給董其武的這一條。
第二天，傅作義得知這一消息後，感慨地說：“共產黨高瞻遠矚，毛澤東容納百川，天下歸共產黨、毛澤東全在情理之中！”他馬上派原一○四軍軍長安春山和隨從參謀劉庸笙攜帶協議草案和雙方軍隊臨時分界圖到歸綏去征求董其武的意見，並向董其武傳達了傅作義的如下一段話：“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的工作，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舉行起義。要體會毛主席留待綏遠起義的寬大政策，團結一致，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