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長春和平解放
當鄭洞國在10月16日夜間第一次從六十軍暫編五十二師副師長歐陽午的電話中得知六十軍起義的消息時，他就已經明白了長春的前景是多麼的不妙。他除了向衛立煌報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辦法。當第二天早上曾澤生派政工處長薑弼武給他送來勸他一道起義的信件時，他出於作為蔣介石親信的立場，當然不可能同意。但在當時的圍城現實中，他又無力進行阻止，隻能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所以，他對薑弼武說：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複了。請你回去轉告曾軍長，他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幹！”可是下一步怎麼辦？他心中無底。曾澤生率六十軍起義之後，長春城中就隻剩下了一個新七軍。鄭洞國在無奈之中，隻好將新七軍的師長以上軍官召集起來開會，研究對策。誰知會上竟是一片沉默，隻有蔣介石派來的兩個督察官和軍統特務頭子在會上說空話，表示要到長白山打遊擊。
17日晚上，鄭洞國接到曾澤生給他的電話，這是曾澤生離開長春時最後一次給他的電話，並告訴他說是解放軍代表要和他談話。在電話中，我方的劉浩對鄭洞國說：“我是解放軍的代表。現在長春的局勢你是知道的。我們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希望你多考慮，不要再做無謂的犧牲。”鄭洞國回答說：“既然失敗了，除戰死以外，還有什麼可說，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鄭洞國拒絕了我軍的最後一次爭取。
據《周恩來年譜》一書記載，當中央在17日17時得到東野總部的電報，知道六十軍已經起義，我軍正在“逼鄭投降”時，周恩來認為對鄭洞國還可以做最後的爭取，因為如果鄭洞國這個黃埔一期出身的將領能夠起義的話，會對整個黃埔係的國民黨軍人產生不小的影響。當天晚上，周恩來給他的這個當年的黃埔學生寫了一封親筆信，用電報發到長春前線。周恩來在信中說：
兄今危處孤城，人心士氣久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於俄頃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布反帝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讚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國人民及其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起義，並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遺憾的是，這封電報由我圍城部隊抄寫之後，在我軍進入長春時交給新七軍副軍長史說，要他立即麵交鄭洞國。史說派一個參謀去送。由於當時鄭洞國的司令部還在進行抵抗，秩序很亂，這個參謀就未能進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說報告送信結果。待史說知道時，已經為時太晚。所以，這封重要的信件鄭洞國未能看到。
這封信，鄭洞國不知道，但此時他認為，最可靠的新七軍也可能在尋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患病，軍務由副軍長史說代理。史說和軍參謀長龍國鈞眼見全軍覆沒的時候快要到了，為了保全全軍官兵的身家性命（當時新七軍還有3000多名傷員和1000多家屬），隻有起義或者投誠。
新七軍是由新一軍分出來的，算是蔣軍嫡係，他們覺得應當聽鄭洞國的，和鄭洞國一道行動。鄭洞國不發話，他們總覺得不便首先采取行動。史說和龍國鈞在與鄭洞國的副參謀長楊友梅商議之後，決定去請鄭洞國到新七軍來參加營級以上軍官會議，在會上大家懇請鄭洞國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帶領大家起義。為了顧全鄭的麵子，對外就說是受了新七軍的脅迫。可是，當17日下午龍國鈞到鄭洞國處請鄭到新七軍開會時，鄭洞國不但不願去開會，反而厲聲斥責龍國鈞說：“龍國鈞，你和史說隨我做了幾年事（史說和龍國鈞過去在印度新一軍時曾任過鄭洞國的參謀長和副參謀長），我沒有虧待過你們。你們今日為什麼學張學良、楊虎城賣我求榮呢？”龍國鈞知道了鄭洞國的態度後，就未敢堅持請鄭洞國去開會，急忙退出。這樣，新七軍希望鄭洞國領頭起義的計劃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說是必然，就是這時，由於一個記者的好意，將新七軍的想法促成了現實。17日的晚上，和鄭洞國十分接近的一個名叫楊治興的記者到史說家做客。楊問史：“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有意率領新七軍退出國共間的戰鬥與解放軍商議停戰？”史問楊：“鄭司令官意下如何？”楊說：“有此意，他不便明說。”事後得知，鄭洞國並未授意楊治興前來與史說談話，但史說卻認為這是鄭洞國有意派楊治興來間接表態的。18日一早，史說就派出新七軍的炮兵指揮官王及人等三人出城，與圍城部隊接觸。我軍要新七軍派出正式代表進行正式談判。
當天晚上，史說在征得軍長李鴻的意見後，派出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暫編六十一師副師長寧偉等五人為正式代表出城，我圍城指揮所派解方參謀長為我方代表，雙方進行了正式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