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別了，北京
抨擊、詛咒、揭露的結果，使統治者恐慌，但是，這恐慌並非是好事。在中國，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因為輿論的批評而悔改，相反，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進行壓製和報複！封住你的口，不許你再說！1926年3月19日，就是大屠殺的第二天，段祺瑞下令通緝五名“暴徒首領”，他們是：中俄大學校長徐謙，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顧兆熊，中法大學代理校長李煜瀛，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培基。3月26日，《京報》又披露了第二批通緝名單，共48人：“徐謙、李大釗、吳稚暉、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陳友仁、陳啟修、朱家驊、蔣夢麟、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陳垣、馬敘倫、邵振青、林玉堂、蕭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樹人、周作人、張鳳舉、陳大齊、丁維汾、王法勤、劉清揚、潘廷幹、高魯、譚熙鴻、陳彬和、孫伏園、高一涵、李書華、徐寶璜、李林玉、成平、潘蘊巢、羅敦偉、鄧飛黃、彭齊群、徐巽、高穰、梁鼎、張平江、薑紹謨、郭春濤、任人慶。”在此名單中，林語堂排在第17位。
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倒台，段祺瑞、章士釗等逃亡天津租界。但直、奉聯軍在帝國主義支持下進入北京，控製了北京政權，國民軍隻好退出北京。4月24日，也就是林語堂寫了《“發微”與“告密”》的第二天，直、奉軍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封閉《京報》館，逮捕總編輯邵飄萍(振青)和記者林白水，未經任何審訊，當夜就槍斃了。接著，北京衛戍司令頒布了所謂“維持市麵”的條例，聲稱“宣傳赤化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整個北京陷入了一片黑暗中，人民失去了言論自由，失去了人權保障。北京成了一個恐怖和混亂的世界。社會上傳說凡是被列入通緝名單的人，都要遭到被捕和殺害，所以被通緝者紛紛離家避難。
廖翠鳳生下二女兒後，從醫院回到家裏，發現林語堂準備好了一個繩梯。林語堂告訴她，必要時可以跳牆逃走。廖翠鳳說：“要走大家一起走！但兩個孩子，我一手抱一個，一手托一個，怎麼跳牆？”風聲越來越緊，魯迅等很多人都已找地方躲避了，林語堂隻好帶著妻子女兒躲到東交民巷一家法國醫院裏。但是醫院裏擠滿了避難者，並不安全。林語堂就躲到老鄉林可勝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可憐林語堂的大女兒林如斯才隻有3歲，二女兒林無雙剛剛出生才三個月。林語堂覺得這樣躲著也不是個辦法，心裏非常著急。他除了聽到邵飄萍被殺、《京報》被封外，還聽到了《大陸晚報》記者張鵬被監視；《中美晚報》的宋發祥、《世界晚報》的成舍我等，均被迫逃走。林語堂一方麵覺得在朋友家長期待著不是辦法，另一方麵也怕連累了林可勝一家。於是他把要離開北京的想法告訴了林可勝，林可勝說：“那好辦，別的地方不敢說，像你這樣有才華的洋博士，我可以把你推薦到廈門大學，隻要你願意，一句話就行。”原來，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就是林可勝的父親。於是，林語堂就開始做離京的準備。5月10日和13日晚，林語堂與魯迅、許壽裳等人互相設宴餞別。5月24日，林語堂向魯迅辭行，並攝影留念。然後，他帶著妻子和女兒，離開了他執教清華、北大和女師大的北京！加入了“大遷徙”、“大逃亡”的隊伍。
當時，胡適、孫伏園、沈從文、許壽裳、沈兼士、顧頡剛、徐誌摩、丁西林、葉公超、聞一多、饒子離等人，都是在“三·一八”以後離開北京南下的。這次“大逃亡”，直接的原因是軍閥的殘酷迫害，間接的原因是經濟也得不到保障，北洋軍閥時期，財政狀況處於崩潰邊緣，政府公職人員包括北京的八所國立大學的教職員的工資經常欠薪，教職員索薪的風潮不斷發生。由於這兩個原因，教授、學者等名人紛紛南下，去上海、南京和廈門。林語堂對北京充滿了無限的眷戀：清華的校園、北大的圖書館、琉璃廠的書肆、輝煌的天安門、曾經巷戰過的西長安街、經常路過的哈德門大街、曾經血跡斑斑的東四牌樓、曾經屍身枕藉的鐵獅子胡同及倒下過劉和珍、楊德群的“死地”……這些一幕一幕的景象都成了林語堂永遠抹不去的記憶。別了，北京！別了，北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