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裏聞鈴音
葉鵬
三十年前，在那些個用轆轤把搖落紅日的黃昏，我不止一次湧起這樣的渴念：假如文玲這會兒來看我，她會和我一起搖這轆轤，深深的井底將映著她的兩條毛茸茸的發辮，空曠的四野會飄散著她天真的笑聲……然而陪伴我的寂寥的，卻始終隻有這大墳丘一般的邯山，這塊滲透著我青春熱汗的黃土地。
我愛文玲。她不但是我的眾多弟妹中最教我喜愛的一個，更因為命運的獨特牽連——我沒想到，當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有罪枷鎖時，罪枷的陰影首先籠罩的是她。
一
那時她才十五歲！
那時她奮發自強考上了省內的重點中學——黃岩一高，她在給我的信中嘰嘰呱呱地敘說著她的憧憬。她說：“大哥，再過半月，我就要去報到了，我真快活！現在，我常常有滋有味地想象著過了三年後再去報考大學的情景，我一定考中文係，我要考北京大學，北大不是比複旦還有名氣嗎？我一定要上北大！”
妹妹的這封信猶如報春的小鳥，每一句每一聲都是快樂的鳴囀。可是，彼時我盡管為之慶幸，卻無法提筆回信，挨了半個月後，我才硬著頭皮告訴她：“得到你錄取的消息，我很高興，可是我不能不告訴你，在這次‘反右’運動中，我竟成了可恥的右派……”
寫這封信時，正是我離開複旦的前夕。當我被驅使著在一份什麼“材料”上簽上名字時，連日來糾結於心的憤懣、鄙夷、委屈等，在這一刹那，一起化為麻木。我一麵心如木石，一麵卻懷著一種異樣的擺脫感，悄然踏上了北去的列車……
來到豫西這個叫海資的小村子後，我忍受著心靈被磨成齏粉的痛苦，唯一的慰藉是給文玲寫信和盼望收到她的回信。因為，在我上大學的四年中，家信總是由她執筆，她的信寫得總是那樣喜氣洋洋。在複旦的四年中，她的每封快樂小鳥似的回信，不光令我，也令與我同宿舍的三名夥伴開懷不已。
終於，她的回信來了。
“……大哥，我被退學回家了。前天是周末，我突然被叫到教導處……我們同宿舍的五名學生，有三人同此命運。我被‘退’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你……
“大哥，我現在心老像被什麼啃著似的疼。回家已有一周，每天夜裏都失眠，每天清晨我都心驚肉跳，最怕聽見學校的鍾聲……我再也不能上學了，大哥，我多想多想讀書啊！我難過得真想自殺……”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一陣發黑。我分明感覺到，那日宣布劃為“右派”時，我都沒有這麼沉重過。
二
並非我過分杞憂，在這樣的時候，如此嚴酷的失落和剝奪，對一個如嫩苞初綻的女孩子，將意味著什麼？
文玲並非誕生在文學之巢的孩子。算上異母所生，我們這個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個。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從哪方麵講，都不會在家中最受寵。偏因她幼時聰穎活潑，連我那平素對孩子甚為嚴厲的父親也很喜愛她，姐姐和我們幾個大孩子出門，也最願意帶著她。童年嬉戲的笑聲和夢幻，一一沉落在後院的花蔭魚池下。多少年後，文玲以《搖出一葉荷露》為題，記敘了童年時的稚趣。的確，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腦子中的形象，便是一個紮著雙丫角活潑調皮的女孩，她常常像隻小貓似的，爬過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寫的詩和日記，在她混沌初開的時日裏，這是最能進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為與文學的親緣，我們最相愛。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戀和向往，都被生活這沉重的一擊粉碎了，從此，濃重的陰影將伴隨著文玲的芳年，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過，我不相信文玲會從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認定，她比我更多文學天賦，她幼時的癡迷書籍，上小學便顯露的作文才氣，以及上中學後，她不斷給我寄來的一篇篇習作，特別是她十三歲那年在縣報上接連發表的小小說，都使我加強了這種“認定”。當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氣質，她那秉承母親遺傳基因的那顆敏感而極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給她寫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勵、勸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談詩說詞，我知道無法幫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開文學的大門，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靈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氣。所幸的是，那時我尚有通信的自由，這種自由使我能夠把全部的愛心都煎成濃濃的汁液，傾倒在給文玲的長信中。
文玲終於振作起來，她愈來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給我回的信也是長長的，一封又一封，傾訴著一個十五歲少女的憂喜苦樂。終於，她告訴我心情已漸漸輕鬆，現在和生產隊的鄉親們一起下田勞動，很累也很充實，實際上鄉親們無需她做什麼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場的是晚上讓她給大家記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會成為一個內行的種田人呢！”
終於，又有了一個“特大喜訊”——1958年6月，她在《東海》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時是中午還是黃昏，隻記得讀信的當兒，眼中一片濕潤，窗外的土坡黃得耀眼，而我那眼窯洞外唯一的一棵棗樹，強烈地飄散著棗花的芬芳。在風風雨雨黃黃綠綠的年華代謝中，沒有什麼比這個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機和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