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這樣一位父親——女兒眼中的張一弓
張婷婷
父親在文壇上初露頭角，是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聽父親說，雖然我的祖父是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祖母是開封女子高中的語文教師，使他自幼就受到了文學的熏陶，但他原來隻是跟新聞有緣。1950年，他在開封高中讀二年級的時候，就被河南著名的教育家、校長杜孟模先生推薦到《河南大眾報》當了編輯。那時他還不滿十六歲，大家都叫他“編輯娃”。接著又成了“記者娃”，後來又成了《河南日報》的青年記者。當我和妹妹成了報社大院裏的孩子，排字房的老工人向我們講過，父親第一次到排字房改稿，被他們當成了惡作劇的頑童，揪著他的耳朵，把他逐出了車間。
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父親的小說處女作《金寶和銀寶》。那時，父親還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小夥子，還沒有和母親認識，我還沒來得及出生。我沒有看到過這本小說，隻是聽父親說，那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父親也沒有因為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表現過喜悅之情，隻是表示驚訝說，我怎麼敢於把那麼幼稚的東西拿出去呢？
1959年，父親是《河南日報》駐洛陽的記者，在洛陽的文學刊物《牡丹》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母親》。主編著文稱讚說，就其人物內心刻畫的深刻性和生動性來說，它是本刊發表過的小說中最為突出的一篇。這時，父親已經與美麗溫柔的廣州姑娘黃淑雯結婚，我也在洛陽呱呱墜地，還不知道分享父親的喜悅。但在1959年那個多事的秋天，《母親》又變成了“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遭到了口誅筆伐，據說僅發表在報刊上的批判文章就有二十八篇之多。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從一場聲勢浩大的大批判中挺過來的。但是我知道，《母親》的遭遇把父親的文學才華壓抑了二十多年，也為他後來艱辛而絢麗的文學創作埋下了伏筆，蓄積了能量。
當我初諳世事、而《母親》仍被認為是“大毒草”的日子裏，我沒有聽到過父親對那頂“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帽子表示不滿，隻是聽到他私下裏用排比句表示不平說：“僅僅是一個幾千字的短篇，僅僅是在藝術表現上吸收了西方小說內心刻畫的一些手法，難道有必要這樣興師動眾、大張撻伐，乃至於在省委機關報上點名批判，這不是用‘喀秋莎大炮’打麻雀嗎？怎能這樣‘派活兒’！”
我聽不懂這些排比句裏的含意。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記憶裏，父親和母親似乎是忙碌而快樂的。“文革”前，我和比我小兩歲的妹妹，是在對周末一家人歡聚的期盼中，是在父母親相跟相隨的歌聲中度過的。舞池中母親優美的舞姿，球場上父親矯健的身影，永遠是我們小姐倆的驕傲。
20世紀70年代，兩個弟弟相繼在鄭州出生。據父親那些《河南日報》社的同事們說，得了兒子後，“一弓整天樂得合不攏嘴，在籃球場上一跳八丈高”。兩個弟弟也帶給我們小姐倆意想不到的快樂和煩惱。家裏一下子添了兩張嘴，又請了一位保姆奶奶照看，快樂的小家庭一下陷入了經濟上的窘境。日夜趕稿的父親，把愛不釋手的“黃金葉”，換成了一毛多錢一包的“勤儉”煙，還惹來報社裏“煙民”伯伯、叔叔們的“譏笑”。母親為了保證全家人的營養，每天都要讓我去肉食店買三毛錢的肉餡兒，而她給父親盛飯時，總要給父親那隻花瓷大碗中多撥進一些炒得香噴噴的肉餡兒。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中午，我蹲在家門口的大榆樹下洗衣服，父親坐在我對麵的馬紮兒上。他用商量一件大事兒的口吻說：“婷婷，爸爸想把煙戒了，你看怎麼樣？”從小習慣了父親抽煙的我，一直以為抽煙就是父親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隨口答道：“不抽煙就寫不出文章了，爸爸不能不抽煙，倒是咱們家一天三毛錢的肉餡兒可以不吃……”父親被我這一句不經意的回答感動了，他一聲不吭地進了屋。許多天以後，這次關於戒煙的對話，早已被我忘得一幹二淨，父親卻給我買了一雙粉紅色的絲襪，真是讓我欣喜異常。要知道這在當時可是件高級消費品，它足足花去了父親一條半“勤儉”煙的錢呢！沒想到我的一句話竟有如此大的含金量。這是我今生穿過的第一雙絲襪，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雙襪子。
在報社，父親是公認的“筆杆子”。父親那籠罩在朦朧煙霧中的背影，不時在我少年的腦海裏浮現，而他的“筆杆子”卻忽而變成了“白”的，忽而變成了“黑”的，忽而又變成了“紅”的。他曾經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有“嚴重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觀和文藝觀”，曾在“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在“黑幫隊”裏接受批鬥和勞動改造；他當過記者站站長、理論處處長、報社副總編，還幹了幾年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但是，官場的沉浮始終不能改變他為人處世的耿直和對生活深刻的思考。“文革”開始時，我剛上小學二年級。學校就在報社對麵。一天放學時，同是報社子女的一批小同學說，報社大禮堂裏鬥黑幫，快去看黑幫啊！我也好奇地跑進了禮堂，卻一眼看見，父親也站在黑幫的行列裏。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和刺激，哭著跑出了禮堂。我不知道這個“大革命”中發生了什麼事情，隻是記得父親在批鬥會上的站姿與眾不同，他低著頭，卻挺著胸，站得筆直。事後，父親說：“怪我沒學過彎腰，你們的爺爺從我小時候就教我‘站如鬆，坐如鍾’，要直著腰杆兒做人……”
1976年3月，我上高中三年級，老師帶領全班同學到郟縣“廣闊天地”公社搞社會調查。同學們革命熱情高漲，大家一商量，就決心不回來了，要在那裏“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我給父親寫信說，我出了一個考題，請父親回答，我決心在農村幹革命，你同意嗎？那時，父親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報社副總編，我以為這是給父親出了一道難題，因為我是大女兒，家中還有兩個學齡前的弟弟需要我幫助母親照料。沒想到父親回信說，他為自己有這樣的女兒感到高興，完全支持我的決定。我高興得差點兒跳起來。絕大部分同學的“革命行動”受到了家長的反對，四十個同學隻留下了六個。我感到自己有一個無私的父親，這是我的幸運。
在農村時間長了，我們的熱情大打折扣，開始為自己的出路發愁。最理想的出路是參軍。我又多次向父親提出參軍的要求，希望他能以辦公廳副主任的身份幫我說句話。父親卻守口如瓶，不置可否。最後，父親被我逼急了，說：“你爸爸就是自己闖出來的，沒有依靠過任何特權。你想有出息，就自己去闖！”幾天後，他不知從哪裏找來一件軍上衣，說：“你不就是想穿穿軍裝嗎？這件軍裝送你在鄉下穿吧。”參軍的夢破滅了，但那件軍上衣還真讓我臭美了好些日子。
我下鄉不久，生產隊幹部知道父親在省裏工作，就托我給隊裏聯係購買一台大馬力拖拉機。我回到省城“走後門”，父親這次還真給麵子。當我拿著一台“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的供應指標回到鄉下時，受到了英雄模範般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