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我自己的故事
楊少衡
我這些年的中篇小說大都寫同一類人的故事，主人公為一些基層官員。早一點的《釣魚過程》寫幾個鄉鎮小官，被假冒台商用暗娼暗算然後慘遭敲詐。後來的《霸王陣》寫一個在縣城修建廣場主持民俗活動的縣長被“哈掉”，也就是生殖器給“夾住了”的故事。《秘書長》描繪一位老秘在機關中樞遊刃。《亞健康》表現一位官員為處置一瓶燙手頂級洋酒的焦灼。2004年底以來，我寫了《尼古丁》《林老板的槍》《金粉》等六個中篇，主人公一式為縣政府頭號大員，秉性和命運各異。我試圖在這一類人的故事裏寫出他們的個性，觸及時下社會麵貌之一側，表達自己的理解。由於題材範圍比較特殊，一些朋友稱我這些小說為“官場小說”，或“新官場小說”。我曾略有不服，自稱所作為“官員小說”以示區別。有一位記者朋友把我這句話拿到報紙上用，文字略有變動，叫“官人小說”，我發覺自己因此有些宋代山東漢子的感覺，用的是《水滸》的語彙。我知道關鍵在於自己寫些什麼和怎麼寫，如何穿衣戴帽是另一回事，瘦子穿得再多成不了胖子，很難參與各種減肥時尚活動。當然穿衣戴帽也很重要，隻是我不擅長，我自覺我這樣的作者概括和解說自己比解說筆下人物費勁，往往吃力而不討好。
我寫這類小說其實有些必然性。正著說叫作我比較熟悉這類人物，所以寫他們。反著說則是我除了熟悉這類人物，其他人物不甚熟悉或不如別人熟悉，所以我隻好寫這類人物。所謂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可能得如此解釋。
我覺得說自己比較熟悉這類人物，可能還沒說到點上，更直接的不如說我自己本身就曾是這類人物，或者說是這類人物中的一個，這樣可能更清楚一些。《釣魚過程》裏有個場景，小說中人到市裏開會，中途溜出會場，時會場外走廊上聚集著大批當地中層官員，都是以撒尿抽煙為名，跑到會場外透氣聊天交換信息的。這實在不是小說，是生活中常見場景，我曾經就混跡於這群人中，為該場景之一員，開會時總是留心占據聽眾席比較靠後且最靠邊的位置，以便用最低的步行成本最不為人注意最方便地往會場外跑。我在該小說裏寫的故事本身就是在類似場合裏遇到的，當時我參加市裏一次會議，聽領導講話，中途有事出場，被一位老友拉住，這位老友在本地電視台當記者，參會采訪。他問我是否知道有數位幹部“進去了”，因為嫖娼並蒙受敲詐？我一聽大驚，因為涉案諸人之一為老熟人，幾天前還在一塊喝過酒。於是就有了該小說。
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寫作並發表小說，說起來時間不短，近三十年。與我老友青禾、海迪一樣，我寫小說起步於“傷痕”，因為我屬於那輩人。我生於1953年，“文革”爆發時恰讀初一，為所謂“老三屆”中學生最低一屆，參加過所謂“破四舊”和“大串連”，然後因為父母被打成“走資派”蒙受磨難而備受衝擊。我在1969年初上山下鄉當知青，以後當過鄉村小學教員，然後當縣機關幹部，接著開始在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1979年底，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在省刊發表之前，我接到通知參加省刊編輯部辦的一個改稿班，時稱“學習班”。坐著公共汽車前往百餘公裏外的一座陌生城市報到時，我心裏非常忐忑、怯場，不知道自己是在幹什麼，甚至有一種逃走了事的衝動，但是最終未臨陣逃離，堅持到會。那次改稿班上，一位編輯老師跟我說了句話，建議我“從文不從政”。如此勸說，是因為當時我剛好經曆工作的一次變動，被從縣委辦公室調出來，派到鄉鎮任職，時鄉鎮還稱為“公社”，我被任命為某公社黨委常委，時年二十六歲。我在基層當個小官有一定必然性：此前我在縣委辦公室工作，職別為幹事，調我進辦公室的一個緣故是因為我有能文之名，會寫一些材料。其實當時我寫材料並不對路，形容詞太多，我在辦公室的主要工作任務是跟隨縣委主要領導，用時下說法叫縣委書記的秘書。我的從政經曆大體可以從此時算起。與其他秘書略有不同的是我在跟領導寫材料的間歇喜歡讀小說，還偷偷在稿紙上塗抹。改稿班的老師認為我的文字基礎尚可，幹嗎去鄉下當個小官？因此建議我從文。
後來我的經曆一直與政文兩領域相關。我在鄉鎮工作時間不長，即調到地區，在行政公署辦公室當幹事，然後進地方黨校，為該校首期兩年製幹部培訓班學員，同學有四十名，這種班次培訓目標很明確。二十多年後，我的這些同學大多在地方上身任要職，也有幾位成為過早隕落之地方政星，有的進了監獄，如我筆下某位官員，這是後話。當年在培訓班畢業後，本應順勢而上，如我的同學們一樣力求有所作為於政治舞台，應當說這方麵我基礎不錯，但是我執意離開政府機關，自請調到本地文聯當幹事，不為其他，因為喜歡小說。時為20世紀80年代中，年輕幹部的觀念與今略有區別。後來我得到一個機會，到中國作協旗下魯迅文學院進修半年，隨後到位於陝西西安的西北大學中文係，上了兩年作家班。其時文壇很熱鬧，我的作家班學友多位已嶄露頭角，我有心向他們學習，好好努力，卻又沒趕上趟：家鄉領導把我從西安召回，宣布任命為本地電視台台長，奉命組建這家新建新聞媒體。讓我去電視台當頭，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說被省電視台改編為電視劇，省台曾謀求調我去當編輯，家鄉一些領導因此認為此人可搞電視。於是我又回到那條路上，當台長三年，然後到市委宣傳部，再到組織部，任兩部副職共十一年。我幹這些活與作家掛職體驗生活有別，屬職業官員，承擔具體職責，從絞盡腦汁琢磨某新聞通稿用語到枯坐某會議主席台，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在組織部任職的最後一年多時間，因部長調任，曾奉命兩度主持工作，時恰逢市、縣兩級班子換屆，我受命處理過數百名官員調整任職及提拔的具體事項，從提出考核人選開始，到抱著大堆材料上市委常委會一一彙報，再到最後呈請領導簽發任職文件。一些友人笑稱我已成批發烏紗帽專業人員。然後又是一大轉折：手持上級一紙調令從家鄉來到省城，重操舊業，再入文聯。這一轉折亦有其必然：十數年裏我在工作之餘依舊寫作，雖身為業餘作者，有本職工作需要努力，時間條件所限，寫得不多，難有影響，為外界所未知，卻也一息尚存，保有寫作者之名。小說之喜好於我實如重度煙癮一般難以戒除，無論其熱鬧且主流化也罷，枯寂而邊緣化也罷。所謂三十年河西之後，四十年又到了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