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書中若隱若現的川商背影
網上有個“中國古代十大富商”群英譜：子貢、範蠡、白圭、呂不韋、桑弘羊、鄧通、卓王孫、石崇、蒲壽庚、胡雪岩。十席中，川商占了兩席。
“十大”之外的候選者還有：猗頓、程鄭、計然、寡婦清、董賢、王元琛、王元寶、沈萬三、伍秉鑒……
商人是商業的主體——沒有商人，何來商業？
在當今這個“拜金主義”至上的社會，商人的地位大概是僅次於官員了。有時，二者之間還可以相互切換——不想官了就下海為商，不想商了就上岸為官。而官員把自己切換為或農或工的身份，卻是鮮見。
也就是說，當今，商人的身份幾乎到了可與官員身份作平等換算的地步了。
但在古代，卻正好相反。
一鱗片甲、吞吞吐吐、語焉不詳……現在，我們來看看若隱若現在殘書中的川商背影。
在管仲為國人各身份人等排定尊卑、高低、等級次序前，“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春秋·穀梁傳》）自從這位有過經商經曆、被譽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說了“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管子·小匡》）後，商人的地位雖各朝各代各地時有小變，但大體上或基本上都身處末位。
但管仲還是說了，“四民”是國家的砥石、骶柱，士農工商缺一不可。
士、農、工、商，古代“四民”中處於第一等的士階層指的是仕途中人、文士和武士。爾後依次的等級為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
正因為商人在強勢話語權和公共話語權中位居末等，所以哪怕你特別優秀如士，特別忠孝節義如農工，也很難在那些由統治者掌控的史書中和民間文人的筆下，留下自己清晰的麵容。
就算入書，商人也多是以一些出格行為或偶發事件出場的，如欺行霸市、豪狹、奢華、行賄、鬥富、資助、結交權貴、走私等。還有一些是因“拔出蘿卜帶出泥”出場的，如子貢、範蠡、管仲、呂不韋、桑弘羊——他們商人身份的曝光，很大程度上是非商人身份的作為。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為保證入書內容的幹淨，司馬遷一再聲稱，他在《貨殖列傳》中所描述的郭縱、烏氏倮、蜀卓氏、程鄭、婉孔氏、曹邴氏等10幾位富商均屬於“賢人所以富者”，而“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奸而富”，但實際也是並非如此。
一鱗片甲、吞吞吐吐、語焉不詳……現在，我們來看看若隱若現在殘書中的川商背影。
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鱉靈，他們既是一個族群、一位王者、一段時間的文化符號與遙遠記憶，也是那個時代的川商名號。北宋蜀人黃休複在《茅亭客話》中對蠶叢的從商經曆有過記敘：“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其遺風。”
前麵已詳述了第一川商卓王孫的故事，簡敘了亦官亦商、以家鄉蜀郡為基地、以錢為經營產品的鄧通。在此不贅。
鏈接資料裏所列的從古蜀到近現代的川商清單可以看出，天地廣大，人文浩瀚，各界英雄層巒疊嶂、挾江裹海，但幾千年下來，有名有姓的川商
卻是稀薄如斯、模糊如斯——像霧靄深處的謎團。古代商人地位有多低，於此可窺斑見豹。
“三教九流”中的“九流”有此一說：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民、工人、商販。與“四民”中的排位一樣，商人在“九流”中依然處於打底墊背的末等地位。
在晉代，對商人有個侮辱性的要求。商人穿鞋，必須一隻白、一隻黑——免得造成魚龍混雜的局麵，讓商人渾水摸魚。
古代商人的地位為什麼會這樣？想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管子·輕重甲》篇對商人作了如是界定：“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非君所賴也，君之所與。”管仲認為，如果對富商巨賈任其自流，其後果是“貧者失其財”、“農業失其五穀”，大商人用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足夠的勞動力資源，發展自己的經濟實力，將一些重要物資和農產品聚攏，最終發展壯大到形成對國家經濟的壟斷，操縱國家各行各業的命脈，甚至幹預政治，威脅君主的統治地位，造成“一國而二君二王”。另外，國家“公務員”的腐敗，大多是商人行賄造成的。總之，用武力等手段推翻政權，或讓國家在腐敗中自行崩盤，商人都有基礎和能力。所以，在發展商業的同時，必須打擊豪商巨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