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三廟互動的城隍會
東大街上的兩座大廟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功能：大慈寺主要滿足成都的室內活動，城隍廟主要滿足成都的室外活動。
可能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包括曾經的筆者，都不會知道在下東大街的成都立體電影院所在地，那被科學與現代化緊緊疊壓著的，正是過去成都“府城隍廟”的廟址。
那個時候，不僅是對廟的陌生，不懂城隍廟和佛廟的區別，連什麼是城隍，筆者也沒有真正弄明白，僅從中學語文輔導讀物上見過一兩句附錄性、注釋性的語句——城隍廟用於舉行祭祀“水”與“庸”的典禮，《禮記》說“水”即隍，即池；“庸”即城墉。直到後來讀過一些書後，我才知道城隍巷、城隍廟街，才知道城隍的本義是古代的城牆與城壕，有水的叫護城河，沒有水的叫城壕。這樣看來，城隍神是城市、土地和市民的守護神。他是從土地神、社神中抽身獨立出來的，最早出現在《北史·慕容儼傳》中，唐以後行世全國，從民間神譜係被納入了道教的神係。一提到“守護神”，城隍的釋義就已經非常形象了。就市民精神層麵而言，一座城池的穩固、繁榮、發展，市民的溫飽、殷實，都得益於城市守護神的力量；隻有對城隍廟裏的城隍神虔誠供奉，才能護城安邦、撫慰亡魂。
具體說來，百姓心目中的城隍是幽冥陰間閻王派出的專門管理人間善惡的執行官。人活著受他的監視，倒黴時即是被他“雙規”，死後要先到他那裏去報到，接受審查。如生前對城隍老爺不敬不恭，死後報到就會受到刁難乃至懲罰。
城隍廟的建置和政府行政建製緊密相關。過去，府有府城隍，州有州城隍，縣有縣城隍，由此看來，神也是講究大小和級別的。成都自唐代以來就是府縣同城，即一城之中有成都和華陽兩縣，而不是府占一城，各縣又分別開來。從整體與部分的格局曆史來看，就形成了成都城內的成都府、成都縣和華陽縣3個地方官衙門，兩縣共同對一府負責。於是，依據明代規製，成都城內便設立了3個與地方官衙相對應的城隍廟，即成都府城隍廟、成都縣城隍廟和華陽縣城隍廟。
成都縣城隍廟位於老北門的城隍巷一帶，建於明朝，占地約60餘畝。據記載，廟內有鐵燔爐，係明天啟七年（1627年）鑄，還有好多泥塑雕像，造型很鮮活，形象生動。可惜到了20世紀60年代，除大門外石獅子得以遷移到望江公園大門外，其餘塑像等物全部被毀。
華陽縣城隍廟位於昭忠祠側城隍廟街，而不是今天的雙流華陽鎮境內。顯然，城隍街也是因華陽縣城隍廟而得名的。
東大街上的兩座大廟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功能：大慈寺主要滿足成都的室內活動，城隍廟主要滿足成都的室外活動。
3個城隍廟中，不用說，以位於下東大街的成都府城隍廟（郡城隍廟）占的口岸最好，且規模最大，配套設施及裝飾最上乘。
為慶祝城隍神（城隍菩薩）壽誕，全國各地均舉行“城隍會”，但時間卻不盡一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成都城3座城隍廟的僧人同時宣布：城隍會開始！
因城隍關涉每個世人的切身命運，故而城隍會受到世人大規模的熱捧。
每逢會期，八人大轎抬著城隍“出駕”，轎前有遊人扮成的判官、無常、牛頭、馬麵、雞腳神、小鬼開道，緊隨其後的是善男信女焚香打扇，和著鑼鼓喧天的古裝戲會浩浩蕩蕩地遊遍全城，成都市民傾城而動，人山人海，萬人空巷。
城隍會，也是商業的盛會。每到城隍會期間，由於進城的外鄉群眾很多，城中人口驟然增了幾倍乃至十幾倍，各種物資消費、各種遊娛、各種小吃也相應增加，這樣一來，城隍會又有了廟會集市的功能，客觀上促進了商業貿易、物資交流的繁榮發展。
除城隍會外，每年還有3次城隍“出駕”期，屆時，3個城隍廟的菩薩被抬出廟門，一府帶二縣，共同巡視成都城。周詢在《芙蓉話舊錄》裏回憶，三個日子分別是清明日、七月十五及十月初一。
在這3天，兩縣的城隍被大轎抬出，先到東大街府城隍廟“詣見上司”——府城隍菩薩，然後“三城隍同至門外賞孤，士女羅拜，焚香帛無數”，就如同官府大人坐著轎子在街上走過一樣。出駕隊伍“最前為旗、鑼、傘，與官府儀仗大致相似”。後麵有扮相牛頭馬麵、黑白無常等陰曹地府中的各種人物，每種二三十人。陰五昌、陽五昌等，在額頭上紮著紙錢，紅麵綠臉的，看著讓人害怕。隊伍中還有扮罪犯的，設計成刀叉入腹的模樣，被鬼役拖著往前走，甚是淒慘……這場麵，筆者在長江邊的鬼城豐都見過。
浩浩蕩蕩的城隍隊伍所到之處，被親眼所見的周詢描述為“傾城聚觀，萬人空巷”，沿途仿若物交會一般，商攤密布，叫賣聲不絕於耳。
菩薩經過的門前設了很多香案，菩薩一到則附近的人就爭相膜拜，祈福佑安。遊行人員還沿途拋紙錢，淒聲怪叫，扮鬼神的人還可以沿途順手抓拿小攤上的食品， 白吃白喝，不受阻礙。城隍“出駕”在城外祭奠孤魂畢，由隨駕隊伍先“恭送知府菩薩”至東大街府城隍廟後，再將兩縣城隍菩薩送返本廟。
“湖廣填川”產物：會館裏的商業秘密
我們去遊成都東郊的洛帶古鎮，是衝著它的4個會館去的。而在清代，成都城內就有很多會館，隻是由於時間的衝刷，它們大多沒了蹤影或殘爛不堪，這才使洛帶會館顯得珍稀。
《成都通覽》在“成都之會館公所”節裏列示了1909年成都城中的會館數目，計有貴州、河南、湖廣、陝西、浙江、江西、山西、川北、廣西、雲南、江南等17處異地會館，以及燕魯、兩湖、黔南、黃陂、安徽、兩廣、川東、陝甘等10餘處地域性公所。
有了這些會館、公所後，時人常常能見到一些商人模樣的人在這些建築體裏成群結隊、進進出出。
現在，我們要問，這一座座飛簷翹角、金碧輝煌的建築體咋就“空降”般來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它們的腹腔裏又藏有怎樣的商業秘密呢？
要說清楚這些事，還必須從“湖廣填川”說起。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一天，一個叫陳堯欽的壯漢偕兄弟二人從湖南省寶慶府新寧縣走出，望四川而來。兄弟三人疲憊的臉上漾著希望的春光，他們似乎看見了蜀地肥沃而荒蕪的土地，看見了秋天的糧倉。陳堯欽落戶四川樂至繁衍至第九代時，陳家出現了一個響當當的人物，他就是共和國元帥陳毅。陳氏三兄弟的遷川之舉，正是發生在清代初年的那場浩大的“湖廣填川”移民運動的產物和無數實例中的一個。
“湖廣”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好些人憑字麵理解認為它包括兩湖和兩廣，其實不然。元代時，“湖廣”作為“行中書省”，其範圍包括現在湖北省武漢附近一帶、湖南全省、貴州省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區、廣東省西南部以及海南省，即兩湖、兩廣和海南。從明代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湖廣”範圍為湖北、湖南二省。雍正元年以降，湖廣行省被分為湖北、湖南兩省。我們現在說的湖廣，即指湖南、湖北兩省。
何謂“湖廣填川”呢？
曆史上有過兩次“湖廣填川”：第一次在元末明初，高峰期在明洪武年間；第二次是在清代初期，從順治末年始至嘉慶初年結束，高峰期為康熙中葉至乾隆年間。我們通常說的“湖廣填川”指的是清代初期的“湖廣填川”，因為它在曆史上的影響大大超越了前者。
“湖廣填川”是四川因戰亂導致人口遽減，從而由清政府在湖南、湖北、廣東、福建、江西、雲南、貴州、廣西、陝西、山西、山東、浙江、江蘇、安徽14個省推行的一場移民填川的宏大運動。由於移民中湖廣人所占比額最大，最具代表性，故將這場大遷徙俗稱為“湖廣填川”。
宋末的四川，因對元軍作出了最頑強的抵抗，所以也遭到元軍最猛烈的報複，人口一下子由1000萬銳減到60萬，這就為第一次“湖廣填川”奠定了基本條件。元末明初，四川差不多換成了以麻城人為主體的湖廣人，此番景象與四川曆史上原來的北方移民大異其趣。至此，湖廣人已成四川的土著。明萬曆六年（1578年），待四川人口終於發展至310萬、墾田13萬頃時，卻又迎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平定全蜀時，四川僅餘9萬人（亦有60萬人之說）、墾田1.7萬頃。繁華的成都成為虎豹之鄉，四川的省會不得不移至閬中。
清初“湖廣填川”移民總數達623萬，其中，湖廣移民約為346萬，占55.5%；遷自粵、閩、贛的客家移民共247萬人（廣東移民約144萬，江西移民約83萬，福建移民約20萬），占移民總數的39.6%，其他省份移民占總數的4.9%。川東地區（今重慶市）接納的移民為95萬人，川中地區接納的移民約215萬人，川南地區接納的移民為312萬人。
四川包括巴蜀文化在內的地域文化在明清時期因戰亂、天災、瘟疫導致原土著人口幾近滅絕而被“清場”的同時，又在兩次“湖廣填四川”的運動中獲得了重新“洗牌”。因此，正是清初的“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為四川地域文化作了最後一次鋪底和構建。
據清末資料記載，在清初“湖廣填川”中入籍成都的外省人比例為：湖廣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貴10%，江西15%，安徽5%，江浙10%，兩廣10%，福建、山西、甘肅5%，其他省5%。那時，成都街頭巷尾流傳著一首《竹枝詞》，唱詞說：
“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
“湖廣填川”不僅填來了人，還填來了紅薯、甘蔗、海椒、番茄等農作物和一些生產工具。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讚揚的三絕：川菜、川酒、川劇，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傳入的多種成分之後發展起來的。
僅僅上溯十二三代，我們就會看見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那些一隊隊跪別宗祠後從原鄉出發的遷徙人群，舉著“奉旨填川”的旗幡，懷揣著過關路牌，挑著祖骨和族譜，扶老攜幼，披星戴月，望四川而來。落擔巴蜀後，他們搶占土地，墾田拓荒，生兒育女，建起了自己的家園。其情何等英雄而慨慷，其勢何等宏大而壯麗！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鄧小平的祖先從江西吉安廬陵遷至廣安。清代初年，朱德祖先從廣東省韶關縣遷入儀隴縣馬鞍場，楊森祖輩從湖南衡州遷居廣安龍台寺，聶榮臻祖先從江西遷至貴州，又由貴州遷至重慶江津，劉光第祖先從福建汀州府遷至富順，張愛萍祖先從湖北省麻城市孝感鄉遷至達州羅江，李宗吾祖先從廣東梅縣遷至富順，劉子華祖先從江西遷至成都東郊洛帶，巴金祖先從浙江嘉興遷至成都，李劼人祖先從湖北黃陂區遷至華陽縣，艾蕪祖先從湖北省麻城市孝感鄉遷至新繁縣。1781年，郭沫若祖先從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遷至樂山。1682~1710年間，韓素音祖先從廣東省梅縣遷至郫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