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南郊：全球化時代的綠色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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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倫敦生活了12年，一個最惱火的事，是每次回國，不得不回答同胞們一些從不變樣的問題。
“倫敦霧景如何？”這問題好像是跟我打招呼。博知浪漫一些的，會問，“霧中之燈光，還像特納和莫奈看到的那麼朦朧？”摩登現實一些的，會問，“霧中開車滋味如何？”有一次我訥訥不答，問者拿出馮驥才的小說《霧中人》，寫的是今日倫敦一個華人女郎霧一般有趣的墮落。
現實主義壓力之大，不懷舊簡直不可能：我生不逢時，錯過了詩意的倫敦——工業化時代，狄更斯的孤兒主人公曆險的霧都。
我不是說今日倫敦氣候如何好，我是說，現實主義也得更新。誰要寫倫敦拍倫敦給中國人看，建議抓住這幾個特點：汽車順左開，外國人過馬路左顧右盼驚驚乍乍；雨多，因此衣領子要能夠翻起，不必帶傘因為很少傾盆；越是高樓房，住的越是窮人，電梯滿牆糊塗亂抹，走廊轉彎處毒販與癮君子鬼鬼祟祟；堂皇的大商場門麵，半夜“街人”(Street People)哈欠裏滿是酒臭，打開鋪蓋，酣睡到第二天開張；氣候永遠不溫不火，難得下雪，也難見驕陽；不僅住房從來沒有空調，甚至窗子都隻有1/4麵積可以開合——最熱的夏日，就這點風也行了。因此，英國人可以說是“連窗也不開的民族”，當然不同於整日在街頭陽光中調情嬉戲的地中海人。
這話說得好像是皮裏陽秋，實際上任何刻板化，都不無根據。正如任何號稱現實主義的小說，總比自稱荒誕的小說，多告訴我們一些“社會真相”。問題隻在於讀者應當明白真相結束於何處，而我這個生活在倫敦的外國人，就得明白，無法真正認識活生生的英國人，隻能說說我的鄰居們，倫敦南郊的英國人。
若幹年前，我們住的是一套“分樓小房”（Masonnette)，即上下層單戶獨門。樓下住的是一個寡居老太太，滿頭白發潔淨如雪，年輕的時候，想必是個嬌小的金發美人，果然她牆上的照片可以證明。老太太對我們很客氣。早就聽說英國人矜持傲慢，我們慶幸最貼近的鄰居，是個容易打交道的人。
我們看著她一年老過一年，想必她看我們亦如此。終於，老太太被送進醫院。終於，到了我們去探望的時候，老太太看來氣色不錯，但是見了我就喊爹，見了虹影喊娘，我們當然一一答應，心裏很悲哀，老太太意識已不清楚，返老為童，必是回光返照。
她拉住我的手，忽然說：“爹，我對人不錯，對嗎？”
我當然連聲說是。她微笑了，說：“就是。前幾年，有兩個中國人要搬進來，鄰居很擔憂。我對他們說，不要緊，中國人不太出門，不礙事。”
我聽了渾身毛骨悚然。這個老太太肯定把這事在心裏藏了幾年，現在意識不清，才告訴我這個中國人兼“爹”。然後她要我到“街頭小店”給她買冰激淩，作為獎勵。
老太太當夜在醫院病逝，身邊無一人。當天清晨開始，樓下的電話鈴響個不停，有人好像下了狠心要找人說話，響累了歇幾分鍾，然後重新開始。下午，詩人朋友胡冬到我家來，聽了一口咬定：就是鬼，是鬼找你們說話。我找電話公司，請他們代接，他們表示不管是人是鬼打電話，法律規定不能代接。我覺得鬼話我也有責任聽，找警察局來開門，警察局婉言拒絕，說是“沒有搜查證不能擅入民宅”。一直到第三天，才有老太太一個遠親來。他聽了我們的說明，開門進去，電話正在狂響，他一言不發就把線頭連根拔了。
我起誓，我不是在這裏編造鬼故事：好幾個證人健在。我不知道打電話的是誰，但是如果老太太想找我說說，我很願意與她的鬼魂聊幾句。那時我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這件事卻使我相信，哪怕平平常常一個英國老太太，都超越任何典型化的能力。
2
老太太既然與我們同一所房子，也就合用一個花園，隻是花園隔成兩半。她的那一半永遠是整整齊齊，該修的，該剪的，該鋤的草長不長，該放的花會準時開。我想光這個花園，就讓這個孤老太太延長了多少年壽命。我們的那個花園，萬綠叢中的一點紅，都馬上消失。我恨透了英國的雨水，花園的草，才割了一個月，就長得像朋克頭發。要我每個月留出幾天整理花園，簡直要了我的命，因為成果明擺著不可能持久。
我的忽視花園，成了給東方帶來的恥辱。終於有一天，老太太說，我應該種一些花，她讓我挖走她的一棵巨大的芍藥花，說她從書上看到，這是中國的花，這樣我“就會對花園有一些感情”。現在回想，我懷疑此事她是否在也代鄰居街坊做外交官。從那以後，我們置備了一整套花園設備工具，像模像樣地做起來。後來搬了家，更郊區了一些，花園也更大了，就重新規劃，決定以果樹和玫瑰為主題：於是我們有了6棵果樹，20株玫瑰，有的花期長，有的品種名貴。英國人的花園狂，終於征服了我們。
我們看到過世界上很多城市，倫敦號稱世界大城市中最綠的，市區，包括寸金之地的市中心區，都保留極大的公園。當然，紐約的中央公園就是中心大綠島，舊金山海灣是個中心大池塘。倫敦之綠得特殊，在於幾乎每個人家（除了年輕人住的容易社交的公寓式房子）都有自己的花園，每個花園四周，都有比一人高的木籬笆與鄰居隔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