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封閉的係統，越能“解決”如何生活的問題，而越是開放的體係，越是無法提供現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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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逃脫意義失落的彌漫性焦慮，使它不至於過分損害自我，人們不得不尋找權宜性“替代意義”。替代意義的虛幻性實在太明顯，趨之若鶩的大眾，一旦認真思考，可能都不相信，但是它們提供的滿足，卻是即刻而有效，在實用主義的意義上，它們有意義。
第一類替代意義，我想命名為“自戀性”意義。傳媒本是提供信息的，但是傳媒上充滿了有意種植的價值觀。
廣告很少告訴我們商品的品質，經常說的是商品的使用——不是使用效果，而是使用的鄰接：運動鞋與名球星連接，化妝品與名美女連接，時裝與明星連接。連接的目的是讓觀眾自然而然地發生聯想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選擇該產品。
甚至，廣告會明打明地說明這個連接不是真的。例如“潘婷香波隆重推出其形象代言人章子怡小姐”，明明白白告訴觀眾：章子怡不一定用這個香波，隻是收了錢而已。商品之所以時髦，是因為“時髦性”，而名流之所以知名，是因為“知名度”。
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煽起風尚。風尚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允許“沾邊”。一切關於自我意義的煩惱問題，都可以在消費商品的“時尚性”購買中得到解決。選擇現在不僅有了意義，而且有一個響亮的縮寫式的標題。艾爾頓·約翰會不會挑選鮮花，是很次要的問題，要緊的是買“艾爾頓親選”的花，人們就覺得沾上了名家仙氣，贏家福氣。
這時，狂熱就出來作為萬能意義。亦步亦趨，跟隨某種選擇，就會成為回答一切的解釋。於是晚期現代性就恢複到傳統社會的巫師時代，聽憑某個權威之源提供一個強力意義，提供個人生活經驗的全部意義。破碎的主體似乎又取得了一個完整的表象。
“白領麗人”“粉領佳人”說法過時了，今年夏天標題為“小資女人”。關於小資女人的文章到處刊登，《如何做一個小資女人》的書狂銷。“小資女人喜歡得到的十種禮物”等等之類的挑選清單公然列出：SK－II護膚品，歐萊雅化妝品係列，固定號碼的香奈爾香水，上班寶姿套裝，下班純棉休閑服，晚宴低胸晚禮服，水果沙拉，星巴克咖啡館，聽歌劇CD，讀村上春樹。
這個選擇基本做定，這個意義也已經確認。無論如何可笑，農村進城的打工女，也會用假貨頂替。因此選項要經常提高檔次，不讓打工妹潛越。香水必須香奈爾，而且必須8號！
有個外國朋友到中國旅遊，問我為什麼中國農村房子上都有個鐵塔，難道家家要那麼高的天線？他不明白那是農家型“東方明珠”。
東西方導演們弄出多少小“豪門恩怨”，也是心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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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替代性意義，我想稱之為“懷疑性意義”。比較“有想法”的人們，喜歡采用這一類意義授權方式。
晚期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特點是知識專門化。傳統社會的巫師，先知，或牧師，能解決一切疑難；早期現代社會，則有“文藝複興式巨人”，有從康德到杜威羅素那樣幾乎能夠討論任何哲學問題的大師。晚期現代社會，卻是分工極端細密，凡是能分的科目，必然再分。每一門學科都有一批專家，他們的權威來自領域的狹窄，來自不想讓外人明白的行話。
麵臨選擇難題的人們，應當相信專家的意見，這點沒錯。專家如果出錯（例如什麼物質能致什麼癌），也是專業知識進步過程中的錯誤。問題隻是在於專家的選擇不是終點，選擇要能與其他選擇相配合，才能形成有意義的組合段，這樣就需要一係列的專家。如果普通人都心存猶疑，一門專家可能更懷疑另一門專家，過於狹窄的專業範圍造就了專家，但也使他們之間難以形成具有權威的連貫意義。
這兩種替代意義，會聯手出現，此時可能讓大眾上癮：電視上的專家，專家式的明星，其判斷之決然，使個人完全失去選擇能力，以及尋找事物之間關聯的能力。這是晚期現代社會的特有異化形式，主體與價值的脫鉤，而且同樣保障並且掩蓋利益集團的統治本質。與舊式意識形態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起作用的方式是軟性的，誘導的，不作強行規定。當人們沒有其他意義方式，它們也就起了意識形態的作用。
近日南方朔先生在《萬象》上批評，“文學和哲學理論家談他們不夠資格談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論點自然大可懷疑，在後結構及後現代的此刻，文論家的狂恣日盛，無論什麼問題都敢摻一腳。”
南方朔先生是在評一本書，那本討論“全球化帝國”的書，的確不怎麼樣，同樣不怎麼樣的是南方朔的書評。須知，這樣的全球政治文化問題，恰恰不是專家能討論的，恰恰是專家們，無法把不同門類的意義（例如國際政治與經濟學——沒有“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科目），組合進大框架之中。
所謂文論家，就是文化理論家，現代文學理論，大部分都是文化理論。如果文論家沒有資格指手畫腳，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