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以怨報恩的學生
張耀樞在“文革”前，免費義務給學校老師、學生和附近農民看病，並義務背著背篼到城裏去給大家撿藥，再從城裏背著藥走回來發給大家，給當時的同事們留下很深印象。
我們采訪了他的同事人事科的藍繼平、林學院組織部的李維君、教師孫小農，這幾位年已過70的老人，說起張耀樞，對他的人品處事都很讚歎。
藍繼平老人說：“他在教材科刻鋼板，用油墨來印教材和資料，用手推著印。張老師字寫得好，很特別，有刻出來的感覺。我因為喜歡寫字，所以常常和他有往來。他做事很認真，他刻出來的東西，字跡清晰，大家都很滿意。
“因為他的字特別，所以給我印象很深。以至於多年後，我們在一個寺廟去耍，發現一幅字，我一看很像張老師的風格，但是一看落款，是昌臻。我們就問廟裏的師父，這個昌臻師父以前是不是姓張，對方說是，他現在在樂至報國寺。我和愛人，她也是張老師的同事，我們就一起去報國寺見他。果然是他！大家都很高興。後來我愛人就皈依給昌臻法師了，過去的同事，現在就變成了徒弟，得法名隆芳。她崇拜張老師得很，也在認真學佛。”
孫小農：“他會中醫，是祖傳的，就常幫人看病。好多老師學生都找他看過，又不收費。當時學校沒有中藥房，要到十幾裏外的城裏去撿回來。當時沒有車，1965年的時候，才有車到城裏，一小時一班。他都是走路去走路回，背回來又發給老師，很讓人感動。”
而作為當時學院組織部幹部的李維君老人，對張耀樞的了解則是另一個層麵上的：“我們林學院遷西昌後，接收了一批人，有20多個。我當時在組織部知道張老師在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的高等文官考試，後來當了西充縣的縣長。他的身份在當時是沒有公開的，在肅反運動中是屬於不予追究的，他在以往的工作中沒有血債，內定的曆史反革命，屬於組織上掌握，不讓群眾知道。
“他在工作中很低調、謹慎、‘文革’中他也沒有什麼大字報，好像就有兩個學生寫過。後來有問題的人全部弄去勞動，他也就被弄去了……”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卷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更多的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以誰要是在當時被貼大字報，是一樁很恐怖的事，因為你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被判刑勞改，甚至槍斃，人生將完全被扭曲改變。
李維君老人回憶中的張耀樞被學生貼大字報的事情，在昌臻法師晚年，他常常提及，作為開示弟子要以德報怨的例子，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昌臻法師的境界。
當時，學院裏有兩名學生得了慢性病，張耀樞為他倆治好病後，他們就經常到張家來。有幾次這兩個學生想回家看望父母，但苦於沒有路費，張耀樞主動借錢給他們做路費，二人表示以後工作了再還給張老師。兩個學生都來自農村，家境很困難，這樣一來二往張耀樞見年輕人單純真誠，也非常關心他們，所以他們也喜歡到張老師家裏來，常來幫助做些體力勞動，每次來張耀樞就留他們在家吃飯，也為他們改善一下生活。
學院那個時候還沒有自來水，生活用水要到離學院較遠的邛海去挑。這兩人主動到張家來幫助挑水、做飯，關係一直很融洽。
“文革”中，沒有人寫張耀樞的“大字報”，可是這兩名學生卻寫了第一張也是唯一的一張揭發張耀樞的“大字報”，把他們平時與張耀樞接觸的事情都一一寫了出來，還說是腐蝕拉攏他們。
當時張耀樞一看，很鬱悶，暗自思忖：這不是“恩將仇報”麼？但轉念一想，在特定的環境下，大家都知道他們和我的關係密切，他們不站出來“申明”一下，主動劃清界限，等人家一揭發他們跟“牛鬼蛇神”打成一片，前途就完了。
於是，張耀樞站在對方的角度來反觀此事，這樣一思維，內心逐漸平靜。
後來張耀樞被“解放”出來，說也湊巧，張耀樞恢複工作後不久，兩學生中的一人又舊病複發，到醫院去治療卻總治不好，再來找“張老師”又不好意思，左右為難，十分痛苦。張耀樞得知此事後，主動登門去為他治病。張耀樞的人品和長者風度使這個學生很感動，畢業後還常來看望張耀樞。
修行，其實就是在生活中麵對各種問題時的轉念。隻有曆事練心，才能得到實際的受用，經得起八風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