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結論應該以某種方式與訓練、剝奪、挫折、痛苦和不幸的必要性結合起來。訓練、剝奪、挫折、痛苦和不幸的體驗能夠揭示、促進和實現我們的內在本性，除非它們不是合乎需要的體驗。這一點越來越清楚了，即這些體驗與成就感和自己實力感有關係，並且因此與健康自尊感和自信感有關係。沒有戰勝、抵禦和克服過這些困難的人，他會繼續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對於外部危險來說，不僅確實如此，而且對於控製和延緩他自己的衝動的能力來說，也是如此。有這樣的能力，這些衝動就不再可怕。
有必要說明一點，如果這些假定被證明是真理，那麼它們就有指望成為科學的倫理學、自然的價值體係，一個最終決定好與壞、對與錯的標準。我們關於人的自然傾向知道得越多，也就越容易告訴他怎樣是好的，怎樣是幸福的，怎樣是富有成效的，怎樣關心他自己，以及怎樣愛護和激發他的最大潛力。這也回答了許多關於人格前途的問題。作為人類的成員和獨特的個體，首當其衝的任務就是要查明一個人真正的內情、底蘊是什麼。
通過自我實現的研究，我們不但能夠發現許多自身的錯誤、缺點，而且清楚地發現我們恰當成長的方向。除我們時代，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榜樣和理想。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化拋棄了所有這些榜樣和理想。聖徒、英雄、有教養的人、俠客、神秘主義者統統不算數了。
毫無疑問，我們留下來的隻有順應良好的人。但順應良好是非常蒼白無力而又令人質疑的替代詞。也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能把完善成長和自我實現的人，全部潛能都得到了充分發展的人，內在本性自由地表現自己而沒有被歪曲、壓抑或被否定的人，作為我們的向導和榜樣。
每一個人為了他自己，都要鮮明而敏銳地認清這個嚴肅的問題——一切背離人類美德的事，一切違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惡的行為，都毫無例外地記錄在我們的無意識中，而使我們看不起我們自己。為了恰當地描述這種無意識的領悟和記憶，霍尼把這稱之為“注冊”。如果我們做了使自己羞愧的某種事情，它就“登記”在我們的恥辱簿上，而如果我們做了某種正直的、傑出的或好的事情，它就“登記”在我們的榮譽簿上。
從總體上看，最終的結果便是非此即彼——或者是我們更尊重並認可我們自己，或者是我們更看不起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卑鄙無恥的、無價值的和討人嫌的。通常神學家用麻痹這個詞來描述一個人明知故犯的罪過。
這個觀點隻是對通常的弗洛伊德的描繪做了增添和補充，並沒有全盤否定它。稍微簡化一下這個問題，似乎這個問題由兩部分構成，弗洛伊德向我們提供了心理疾病的一部分，而我們為了使其更加完美，必須提供心理健康這部分。或許這個健康的心理學，將為控製和改善我們的生活，以及把我們自己造就成更好的人，提供更大的可能性。這樣做當然要比詢問“怎樣才能不得病”會更加富有成效。
不過，我們怎樣才能促進自由發展呢？自由發展最好的教育條件又是什麼呢？性的？經濟的？政治的？為了這種人的健康成才，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這種人想要創造什麼樣的社會呢？
事實上，病態的文化造就病態的人；健康的文化造就健康的人。而且，病態的個體使他們的文化更加病態，而健康的個體則使他們的文化更加健康，這同樣也是實際情況。造成更好社會的一個根本方法就是增進個體的健康。換句話說，鼓勵個人的成長存在著現實的可能性；而治愈真正神經病患者的疾病，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成功的可能性近似乎無。個人有意識地努力使自己成為更有道德的人，這是比較容易的；而個人試圖治愈自己的強迫行為和強迫觀念，則是十分困難的。
在不合需要的意義上看待人格問題，這是對待人格問題的傳統態度。鬥爭、衝突、犯罪、不道德、憂慮、壓抑、挫折、緊張、羞愧、自罰、自卑感或無價值，這些全都是精神痛苦的原因，它們不但妨礙行為的效能，而且它們是不能控製的。因而，它們自然被視為病態的和不符合需要的，而且要盡可能迅速地把它們“治”掉。
可是在健康人身上，或在那些正趨向健康成長的人們身上，所有這些症狀也都發現了。在這種情形下你是應該感受到內疚、還是不應該感受到內疚呢？你是否設想一下，你是已經達到了精力的完善穩定、還是正在調整呢？順應和穩定減少你的痛苦，所以它們是好的；也許它們也是不好的，因為它們抑製了你向更高理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