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在上海
封麵故事
作者：吳琪
（金海 攝）
今天站在上海外灘，遙望黃浦江對岸高樓林立的浦東，一般人很難想象，20多年前困在浦西的這個中國工業基地，在財政逐步下滑、企業轉型艱難、住房交通擁擠、社會矛盾激化的迷惘中，是怎樣摸索著找到自己的道路。
“上海搞不好了。”研究上海黨史的嚴愛雲提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這是上海市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們直接感受到的是物價高、經濟不景氣，馬路上又髒又亂，一家幾代人擠住在弄堂裏的格子間，出門交通擁堵，上海人擠公交車的“慘烈”全國聞名。
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的姚錫棠老先生，用幾組數字向我說明當時生活在上海的感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上有不少工廠，上海鋼鐵廠也在市區裏，這些工廠造成的汙染非常嚴重。上海最擁擠的地段上，一平方公裏住著16萬人，全上海的弄堂裏當時有80萬隻馬桶。公交車每平方米要擠12人，整個上海高於12層的建築隻有十幾棟。上海人逐漸發現，他們曾有的優越感在慢慢降低。
1981～1982年，上海全市曾展開“上海向何處去，建設什麼樣的上海”的大討論。80年代初，《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麼？》。文中說，相當一段時間裏，上海工業總產值、出口總產值、財政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調撥量、內遷工廠與技術人員輸出等10項指標均占全國第一。1980年它的產值曾占全國1/8，上交財政的數額曾占全國的1/6，但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卻欠賬較多。到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人均道路麵積、人均居住麵積都屬全國倒數第一，而三廢汙染、車輛事故、人口密度等指標則居高不下。
上海人於是覺得不公平，他們對中央的財政貢獻大，自己卻缺乏資金解決城市建設、環境汙染、住房擁擠等問題。“上海不就像隻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雞嘛？”而這些表象的背後，是逐漸失去計劃體製保護的上海，對未來之路的迷茫。雖然經濟體量龐大，但經濟基本是封閉的，它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是中國傳統計劃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卻也成為走向市場最艱難的轉型者。
1999 年4 月8 日，朱鎔基總理訪美期間，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1991 年12 月1 日南浦大橋竣工通車，它是黃浦江上第一座建於上海市區的大橋（攝於2005 年4 月21 日）
這種感受，還源於對比。改革開放之後的廣東經濟活躍，“三來一補”的加工工業十分發達，合資企業遍地開花，深圳成為讓人羨慕的經濟樣板。上海不遠處的江蘇、浙江的鄉鎮企業已有燎原之勢，“蘇南模式”的活力引來了全國關注。上海處在廣東合資企業與江浙鄉鎮企業的夾擊中，到了80年代中後期，每年經濟發展速度不僅不像過去那樣居於前列，還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3個百分點。
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全國出現了經濟過熱、貨幣發行過多、通貨膨脹加劇等現象。上海經濟發展中也出現了新問題。最突出的是，地方財政收入連續幾年不斷“滑坡”，物價總水平上漲幅度過大，老百姓的怨言非常多。
實際上，這時候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從南部的珠江三角洲轉移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上海終於進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線。但是這種“進入”，伴隨著持久的迷茫和爭論。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對國民經濟基礎影響不大的地區入手，以第二產業開放為主。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開始深入到腹地。鄧小平談到，上海開放了，“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麵，都會不一樣”。這句話如果從另一個方麵來理解，也意味著從上海開始深入腹地的改革，不允許失敗。從某種程度上說，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經濟重鎮上海探索出了方向，標誌著改革已經從工業企業為主體的開放，擴展到了以發達的經濟、現代交通手段、科技專業型人才為基礎的第三產業。
姚錫棠說，中央關於上海的發展戰略，在經過調研之後，1985年基本定下來了。這一年國務院批轉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彙報提綱》，指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上海的發展要走改造、振興路子，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力爭在20世紀末把上海建設成為開放型、多功能、產業結構合理、科學技術先進、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上海走活第三產業這著棋，更能重新煥發青春和活力，更好地發揮經濟中心的作用，運用綜合功能為全國經濟建設服務。”
其中提到上海走活第三產業，成為多功能城市，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解放前的上海是僅次於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經濟活動和金融貿易活動極為發達。解放前上海商業批發有2000家，交易市場80處，進出口行2000家，金融機構650家。隻是這些被冠以“資本主義”的帽子之後，人們好似遺忘了上海曾經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