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史密斯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有一次他參加教會的戲劇表演，覺得表演非常有趣，於是就開始訓練自己公眾演說的能力。30歲時，他已當選為紐約州議員。不過對接受這樣的重大責任，他其實還沒有準備妥當，他還搞不清楚州議員應該做些什麼。之後，他開始研讀冗長複雜的法案，這些法案對他來說，就跟天書一樣。他被選為森林委員會的一員，可是因為他從來不了解森林，所以他非常擔心。他又被選入銀行委員會，可是他連銀行賬戶也沒有，因此他十分茫然。如果不是恥於向母親承認自己的挫折感，他可能早就辭職不幹了。絕望中，他決定一天研讀16小時，把自己無知的酸檸檬，作成知識的甜檸檬汁。因為這種努力，他由一位地方政治人物提升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他的表現如此傑出，連《紐約時報》都尊稱他是“紐約市最可敬愛的市民”。
就在阿爾開始自我教育後的十年，他成為紐約州政府的活字典。他曾連任四屆紐約州州長——當時還沒有人擁有這樣的紀錄。1928年，阿爾當選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及哈佛大學在內的六所著名大學，都曾頒授榮譽學位給這位年少失學的人。
哲學家尼采認為。優秀傑出的人“能忍人所不能忍，並且樂於進行這種挑戰”，阿爾就是進行這種自我挑戰的傑出人物。
一些社會學家曾對許多身體有缺陷的成大事者者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這些人的成大事者大部分是因為某種缺陷激發了他們的潛能。威廉·詹姆士曾說：“我們最大的弱點，也許會給我們提供一種出乎意料的助力。”
沒錯，彌爾頓如果不是失去視力，可能寫不出精彩的詩篇；貝多芬則可能因為耳聾才得以完成更動人的音樂作品；而海倫·凱勒的創作事業完全是受到了耳聾目盲的激發。
如果柴可夫斯基的婚姻不是這麼悲慘，逼得他幾乎要自殺，他可能難以創作出不朽的《悲慘交響曲》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因為本身命運悲慘，才能寫出流傳千古的動人小說。
達爾文，這位改變人類科學觀點的科學家說：“如果我不是這麼無能，我就不可能完成所有這些我辛勤努力完成的工作。”很顯然，他坦承自己受到過弱點的刺激。
達爾文在英國誕生的同一天，在美國肯德基州的小木屋裏也誕生了一位嬰兒。他也是受到自己缺陷的激發而成大事者的，他就是亞伯拉罕·林肯。如果他生長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得到哈佛大學的法律學位，又有圓滿的婚姻，他可能永遠不能在葛底斯堡講出那麼深刻動人、不朽的詞句，更別提他連任就職時的演說——可算得上是一位統治者最高貴優美的情操，他說：“對人無惡意，常懷慈悲於世人……”佛斯狄克在其著作中提到：“有一句斯堪第納維亞地區的俗語說——冰冷的北極風造成了愛斯基摩人。我們什麼時候相信人們會因為舒適的日子，沒有任何困難而覺得快樂？剛好相反，、一個自憐的人即使舒服地靠在沙發上，也不會停止自憐。反倒是不計環境優劣的人常能快樂，他們極富個人的責任，從不逃避。我要再強調一遍——堅毅的愛斯基摩人是冰冷的北極風所造成的。”
如果我們真的灰心到看不出有任何轉變的希望——這裏有兩個我們起碼應該一試的理由，這兩個理由保證我們試了隻有更好，不會更壞。
第一個理由：我們可能成大事者。
第二個理由：即使未能成大事者，這種努力的本身已迫使我們向前看，而不是隻會悔恨，它會驅除消極的想法，代之以積極的思想。它激發創造力，促使我們忙碌，也就沒有時間與心情去為那些已成過去的事憂傷了。
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歐爾·布爾在巴黎的一次音樂會上，忽然小提琴的犃弦斷了，他麵不改色地以剩餘的三條弦奏完全曲。佛斯狄克說：“這就是人生，斷了一條弦，你還能以剩餘的三條弦繼續演奏。”
控製情緒，開朗向上
美國一位成功學大師說：“每當我被悲傷、自憐、失敗的情緒包圍時，我就這樣與之對抗：
沮喪時，我引吭高歌。
悲傷時，我開懷大笑。
病痛時，我加倍工作。
恐懼時，我勇往直前。
自卑時，我換上新裝。
不安時，我提高嗓音。
窮困潦倒時，我想象未來的富有。
力不從心時，我回想過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