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無論是誰，都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擁有這種傾向，隻不過強弱不同罷了。有的人表現得尤為強烈，例如對美學或音樂敏銳的人，若聽到一段彈錯和弦的鋼琴演奏就會無法忍受。
有一段布拉姆斯（德國鋼琴家、作曲家。他的作品既保有古典音樂的傳統，又富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876年完成的《德意誌安魂曲》，被譽為19世紀最重要的合唱音樂之一）的趣聞就完全反映這樣的狀況：某人在鋼琴前肆意拔弄，隨意彈幾個音符和弦，彈到一半就不彈了。布拉姆斯就站起來坐到鋼琴前繼續彈下去，事後他說：“我不能讓和弦永遠無法完成。”
這種情形，就如同一個合格的家庭主婦隨時都會產生這樣的衝動：想把屋裏的東西全部整理好，把房子打掃幹淨，或吃飯後想立刻把廚房餐廳整理幹淨。
前麵說的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但很真實，和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相關。我們也可以躍過這些簡單的生活細節，把例子延伸到更大的生活層麵以及更大的範圍。例如，為了心裏的一股正義感，你會想去矯正社會上不公正、不公平或不現實的現象。其實，我們每個人心裏，對存在價值都有一定程度的敏感度，都有一股衝動想去把不對的事弄對，想去矯正扭曲的現象。
《星期六觀察》曾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人在機場的餐廳點了一盤很貴的牛排，但這塊牛排令他難以下口，所以請服務生將它退回；服務生稍後送來另外一盤，但他還是覺得不好，又把它退回去；然後餐廳又送來另一盤，還是不好，又把牛排退回去。就這樣前前後後送了五六次，他還是不滿意牛排的口味，這就是他堅持了正直的原則。
這種情形就是所謂的正直的憤慨，是一種強烈渴望去做的憤慨衝動。這股衝動常常會激發我們去矯正扭曲的事實、揭發謊言，哪怕受騙的並不是我們自己。人們對於扭曲的事實，特別是對科學家以及學者來講，他們通常會有更強烈的感覺想去矯正，想要知道所有事實的真相。當然，我們可以從以往的曆史中看到很多人為了追求真相，履行諾言而冒險甚至犧牲性命，寧死都不肯撒謊。
對於一些進化得很完善的人——心理要求健康、要求進步的人，世界上有許多不文明的情形，都必須予以修正。若未受到矯正，則會引起憤怒。權力的作用即在於矯正環境，使事情變得更完美、更真實、更完善、更正確、更適合等。
存在價值值得所有心理健康的人追尋。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思考，存在型權力是絕對有益的，它與我們過去心中所認知的權力完全不同。我們必須區分什麼是不健康的權力、神經質的權力、匱乏型權力和控製他人的權力，什麼又是把事做對、做好的權力。我們以為權力都是控製他人和自私的。但從心理學角度而言，這是錯誤的認知。
如果我們了解了存在型權力的真正意義，也就了解了存在型領導人必須致力於尋求存在權力，妥善運用其權力以創造存在價值。這與其他管理著作所論述的領導概念極為不同，這是對責任的一種回應。
從上麵的客觀分析中可知，我們可以把工作場所中的存在型領導人認為是一位能做好本職工作的領導人，他會把工作做得非常好。若以打獵來說，我會聽命於一位能力比我強的功能性領導人，但是關於出版的事情，我不可能聽他的。如果有人可以隨意地把我玩弄於股掌間，那麼我一定是一個極其病態的人，當然這個人也有問題。簡單地說，存在型領導人不是那種肆意玩弄人的領導，他並不想扭曲任何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大批存在型追隨者需要講一講，我們可以遵循定義存在型領導者的方法，來定義存在型追隨者。存在型追隨者希望一切都能圓滿解決，他知道另一人比他更適合擔任領導人的工作。因此可以說，存在型追隨者更希望存在型領導人成為他們的領導人。
不同的客觀情形需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也就需要不同的決策領導人。例如，我們可以采用民主的投標方式，選出一位領導人，賦予他極大的權力，甚至控製生死大權。因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需要這種類型領導人，如在救生艇上、軍隊中。在這類情況中，命令是果斷的，不需要任何的道歉或交際手腕。
存在型領導人發布命令時不會感到罪惡，也不覺得自己是在利用權力優勢，更不會因此而慌了手腳。如果他的工作是宣布無期徒刑或死刑，他也必須幹他的工作，他不會因此而崩潰。因為存在型領導在客觀環境下做客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