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與文化強國謝越
學術展台
作者:郭偉
摘要:在21世紀最初的20年時間裏,互聯網新時代開辟了一片全新的人類活動領域,在這片領域中沒有現實社會所固有的權力結構體係,對於轉型期的中國而言,要成功崛起成為世界上的文化大國強國實現中國夢的偉大複興事業,就不得不去理解大數據帶來的種種變化,傳統社會的結構將會因大數據而發生徹底改變。
關鍵詞:大數據,中國夢,文化強國
2007年全球有5億個設備接入互聯網,人均不到0.1個,而到了2013年全球有超過500億個設備接入互聯網,人均接近10個①。互聯網數據的信息量在以每兩年增加一倍的速度飛速增長,在這樣高速的變化麵前,我們將以前所未有的經曆去麵對這樣的變化。
在傳統社會中,對世界的認知來自於對世界的抽樣統計,即“樣本=隨機抽樣”,但實際上由於樣本容量的問題,導致的結果隻能是抽樣數據的結論可以接近事實的真相而非完全反應真相。信息的處理能力有限的時代,人們缺少工具來處理收集到的數據,於是不得不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即隨機數據采樣方式,隨機抽樣是古典統計學的經典。但隨著移動終端、個人電腦、社交平台、各式各樣的智能感應器被接入互聯網,互聯網本身被動的收集了大量的數據,根據IDC公司在2011年進行的統計,全球被創建和複製的數據總量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來自於個人(主要是圖片、視頻和音頻),遠遠超過人類有史以來所有印刷材料的數據總量(200PB)②。借助於現代計算機技術,則可非常容易的對這些過去看來近乎於天文數字的數據信息量進行處理。
。隨著世界開始邁向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早已在推動我們去重新考慮最基本的準則,包括怎樣鼓勵其增長以及怎樣去遏製其潛在威脅,我們沒有印刷革命、工業革命那樣幾百幾十年的長時間去慢慢適應,我們也許隻有幾年時間適應③。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不同文化群落、不同階層、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體之間的文化衝突成為日益凸顯的問題。不可否認文化之間存在著交流與融合,但這種融合更多是以衝突作為代價與前提的,互聯網時代這種衝突將會變得更為直接,也使得我們更為直觀的感受到了這樣的衝突。跨文化衝突(Inter-CulturalShock)也就成為了一個越來越無法回避的問題。其基本內涵是“在某一時期、某一民族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由於不再有效地規範社會和個體的行為而陷入了危機,同時新的文化模式開始形成並與道路舊文化模式的排斥和抵製,於是新舊文化模式之間發生了抗衡④”。
文化衝突對社會的各個階層產生強烈的影響,我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中國近二十年來發生的變化與不斷湧現出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發生不僅僅是政府執政能力的問題,更深層次的是社會變革造成的文化衝突問題。即包含不同年齡層群體之間觀念的差異,也包含受教育不同的階層在麵對問題時的認知差異,亦包含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觀念差異。這些差異構成了當代中國最基本的矛盾,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對於社會大部分人來說經濟已經不再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生存問題了,人們需要各種各樣的文化去填補經濟提升後留下的巨大的精神空間,這是從我國自身出發所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我國的文化建設,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文化改革發展的奮鬥目標:“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能力顯著增強,文化管理體製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製充滿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進一步完善;高素質文化人才隊伍發展壯大,文化繁榮發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⑤”。
文化強國不但是中國夢偉大複興的必須,亦是中國作為國際上的一個大國所必須的責任,中國長久以來作為東亞秩序的領導者,以儒家文化圈為半徑向外長期輸出文化,影響了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觀念意識,可以說曆史上中國文化不僅僅是中國的文化,而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西方崛起之後,以中國為首的東方文化就一直處於話語權喪失的階段,西方科技上的優勢帶給西方文明以巨大的話語權優勢,西方文明一度成為了現代文明的同義詞。中國不謀求稱霸世界的野心,但也不應放棄一個大國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重新恢複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話語權,恢複中國文明曾經擁有的榮光,對於我們之一代人來說既是自身的責任又是對祖先的回饋。馬克思曾經明確的指出:“曆史就是人類現實的生產和生活的全部⑥”。一百多年來的自強不息,讓中國有了今天可以在世界上發聲的機會,曆史是厚重的,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尤其如此,中國人有很深的曆史主義情節,“曆史不是一個與自然無關的領域,而是通過人的感性活動揚棄自然的自在性並賦予自然以意義的人的存在方式。⑦”是對這種感情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