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17世紀前後的禁止煙草與歐洲有點不同。出於農業社會的傳統觀念，亞洲國家的統治者認為，種植煙草占用耕地，減少糧食生產，所產作物又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日本土地本來就缺乏，煙草又不能當飯吃。崇禎時候更加因為天災不斷，糧食都種不出，還種什麼煙草？所以，當時歐洲利用煙草引發人們嗜好，從而大賺其錢的觀念，還沒被亞洲人接受。
同一時間，進行禁煙的還有滿清。《東華錄》記載：”天聰八年（公元1634），上謂貝勒薩哈廉曰：聞有不遵煙禁，猶自擅用者。對曰：臣父大貝勒曾言，所以禁眾人，不禁諸貝勒者，或以我用煙故耳。若欲禁止用煙。當自等始。上曰：不然，諸貝勒雖用，小民豈可效之，民間食用諸物，朕何嚐加禁耶!又謂固山額真那木泰曰：爾等諸臣在衙門禁止人用煙，至家又私用之，以此推之，凡事俱不可信矣。朕所以禁用煙者，或有窮乏之家，其仆從皆窮乏元衣，猶買煙自用，故禁之耳。不當禁而禁，汝等自直諫，若以為當禁，汝等何不痛革！不然，外廷私議禁約之非，是以臣謗君，子謗父也。”《皇朝通考》刑考也記，崇德三年（公元1638）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從這一段記載，我行知道：第一，後金之禁煙，在1634年之前，比朝鮮的記載早四年，第二，當時的貴族，王公貝勒大臣中有不少人都抽煙，大貝勒代善也有煙癮，多爾袞其實煙癮也不小。第三，後金禁煙的對象是老百姓，不禁貴族。由於禁下不禁上，沒有什麼效果，貴族大臣們有意見。第四，後金之禁煙月的是為了非土產，耗財貨。這一點除了已見上引的朝鮮記載以外，還在1641年的煙草解禁令中明白指出，據《東華錄》：”崇德六年（公元1641）二月戊申。諭之部曰：前定禁煙之令，其種者用者，屢行中飭。近見大臣等猶然用之，以改小民效尤不止。故行開禁，凡欲用煙者，惟許人自種而用之，若出邊貨買者處死，”煙禁的開放，隻限於自種自用，至於從國外走私輸入的，仍然要殺頭，和上引朝鮮記載可以互證。從這件事情看來，清太宗對煙草采用民間自種，嚴禁走私進口的政策是正確的，在那個時代能夠有這樣的措施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由於開放了禁令，東北有很多地方種了煙，《盛京通誌》物產，《皇朝通誌》昆蟲草木略都說：”隴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禦寒。”《熱河誌》說：”隴旁隙地，多種煙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尺曰蓋露。”這就是有名的關東煙葉，當時人以為味勝建煙。
這些情況給了宋友亮笑笑的啟發，宋友亮發展煙草種植，眼下有兩個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一是海陽的糧食生產有保證，能夠放心的種植煙草而不影響糧食生產；第二是山東有悠久的煙草種植曆史，以臨朐為例，煙草種植大約始自明朝萬曆年間。當時種植的煙草，即現在所說的”曬煙”，俗稱”笨煙”煙葉成熟後，從頂往下逐個葉帶拐割下來晾曬而成。其煙草素以色澤金黃、灰白火亮、油份足、味香醇等特點而享有盛譽。第三是1620年之後，開始有把鴉片混入煙草吸食的記錄，這又給了宋友亮一個大大的啟發。既然滿清權貴和百姓都喜歡抽煙，而且葡萄牙人在罌粟產地印度又有殖民地，那麼向滿清走私煙草與鴉片不光能獲得巨額暴利，還能徹底摧垮滿清上層，乃至整個滿人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