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友亮是如何進南京城的，後世正史、野史有多種演繹。比較主流的說法是弘光皇帝自知資望德行不如鴻德皇帝，便主動自廢帝號，大明駙馬安國公宋友亮是率領“王師”在大臣和百姓的歡呼聲中進了南京城。而民間野史則傳說安國公宋友亮兵圍南京城，發炮催促弘光皇帝投降。當時的弘光皇帝正服用了在寵信兩名新選入宮的秀女，一時受了驚嚇，得了馬上風一命嗚呼。南京城裏亂作一團，宋友亮便率兵進了南京城。
總之，大明的天下再次一統。不過戰鬥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宋友亮的到來，自然將一係列在登州鎮時便已經施行的政治、軍事、經濟製度移植到江南，這給江南的官僚商業集團帶來了不小的衝擊。於是，看似太平的江南之地，實則暗流湧動。
蘇州西郊的太湖，古稱震澤，乃是風景秀美絕麗之地，午後的陽光,把金色撒在湖麵,湖麵波光粼粼。一艘艘揚帆的魚船好似一朵朵沉睡著的白色睡蓮.隨著波浪,近了,遠了,漸漸消失在一望無邊的湖中。湖岸邊鬱鬱蔥蔥的蘆葦,隨風擺動.婀娜的身姿在湖邊起舞,揚起的蘆葉似那裙上的流蘇.白綠相間。
一艘畫舫暢遊其間，船首船尾各站著四名彪形大漢，大船周圍還有七八隻小漁船，看似是漁人在捕魚，而那些漁人的目光卻不在漁網上，而是警惕地注視著周.畫舫上，當朝駙馬宋友亮正在宴請幾位重要的客人，他們便是大名鼎鼎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之所以請這三人，這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人的政治理念不無關係。
首先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都主張經世致用思想，認為應該學以致用,關注現實問題。反對陽明心學式的空談。針對明代八股取士,讀書人隻知誦讀程朱注解,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情況,他們主張為學應求務實,應關乎國計民生,致力於社會變革；其次，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都主張“工商皆本”或者“農商皆本”的思想。明末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工商業地位日漸突出,明末進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主張土地改革，賦稅改革，政治製度改革。反對傳統重農抑商，認為並強調“工商皆本”反對單一的科舉取士，主張使用多種渠道錄取人才，以製度防止高官子弟憑借長輩權勢在錄取過程中以不正當的方式勝過平民。擴大了錄取對象，包括小吏，會絕學（包括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書言事者等等。
所有這些思想都與宋友亮不謀而合，而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之所以肯應邀前來，主要也是因為宋友亮施行的新政策與他們的政治主張頗有相似之處。外加宋友亮的名聲遠播，他們也早就想來拜會一下這位大明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駙馬爺、安國公。
宋友亮作揖道：“諸位都江南文人的前輩長者，平時能請到一位已經是榮幸之至了，宋友亮真日能夠請到三位，真是三生有幸！”
“公爺謬讚了！”顧炎武起身笑著還禮。
黃宗羲也還了一禮，隨即說道：“今日公爺請我等前來，改不會隻是邀我們遊湖吧？”
“開門見山~~痛快！”宋友亮說道：“相比各位也聽說朝廷要在施行新的稅製，晚輩想聽三位前輩先生的意見。”
王夫之笑道：“農不及工，工不及商，商人也是大明百姓，照章納稅，理所應當，況且農商皆本，怎麼可以把稅賦的負擔都壓到農夫身上？”
黃宗羲也說道：“我見天下之田賦比以前更重，而後百姓的生活也比以前愈加艱難，江南的田賦特重，有些田畝將一年的產量盡輸於官，然且不足。而那些商賈坐擁巨富，繳納的稅銀卻十不到一，實在不應該。依我之見，眼下的田賦征銀有三個問題：第一，銀子非農業之所出，納稅者因為要把糧食折為銀兩而遭商人盤剝，反而加重負擔；第二，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個標準征稅，造成負擔不均。應該重定天下之賦，生產什麼繳納什麼，不強求一致，出百穀者繳納百穀，出桑麻者繳納布帛；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質優劣計算畝積，分別以貳佰四十步、三百六十步、四百八十步、六百步和七百二十步作為五種“畝”，即把土地分為五等，據等征稅，消除因土地質量不同而帶來的賦稅負擔不均的問題。”
顧炎武說道：“天下之人心裏想著自己的家，偏袒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如果為君者真的關心愛護百姓，就應該放任百姓自己去為之。隻有讓人民“自為”，而不是讓那些口稱“為天子為百姓”的官員們來監督百姓們如何作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百姓勤勞致富的積極性，促進市井的繁榮發展。屆時，再輔以商稅，那麼國庫就充足了，農夫也不用被課以重稅，最後鋌而走險了。”顧炎武清了清嗓子，說道：“就拿鹽業來說吧，眼下鹽法的主要弊端在於，它隻有利於鹽吏們大量侵吞國家的財稅，又阻礙了食鹽的自由流通，造成了民生的困乏。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哪個人背後沒有官員豪紳撐腰？如此官商勾結，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