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隔的東西方文化進行雙融學習並超越
封麵文章
在分隔的東西方文化進行雙融學習並超越
東方和西方、亞洲和北美、兩種文化和兩個大陸，這就是我生活的環境。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致力於研究與教學的連結；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我也參與多樣的、有時候甚至相互衝突的活動，例如：各種教學、專業與社群服務，以及管理實務等。不管在日常生活或在工作，我一直努力成為一個文化雙融的學習者——這是一個在我早年就已成形的願望。
個人的經曆和願望
我在台灣一個最偏遠的地區出生、長大，我和家人在那裏一起生活到17歲才離開。這樣的經曆使我經常從邊緣的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今天，我的思想和行為還受到這種邊緣視角影響，但是，我的視野卻十分廣闊。為此我要感謝兩位典範導師的指引：一位是我早年的東方導師，另一位則是幫助我走出學術和職涯迷宮的西方導師，這個迷宮如此新奇和不可思議，好比我從落後的家鄉來到繁華的紐約一樣。
離開台灣之前，我非常幸運能夠師從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侄子愛新覺羅·毓鋆，拜入他的門下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毓老師一生都在學習，教學時間超過60年，一直到2011年以106歲的高壽去世。在他的指導下，我有機會閱讀了中國曆來16位最著名哲學家的原著，這16位哲學家所處的時代——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222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其中，孫子和他的學說對我之後首創的動態競爭理論有著深刻影響。雖然“管理”這個術語對毓老師來說是陌生的，他也從未觸及這個概念，但我從老師那裏卻學會了什麼叫做人性管理。
來到西方後，我很幸運也很榮幸在威廉·紐曼的人生最後12年期間，獲得他的指導。作為管理學會的第六任主席，威廉不管在管理學界或實務界，都是巨擘。學會享有盛名的William H.Newman最佳論文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前往沃頓商學院和哥倫比亞商學院任教前，他是詹姆斯·麥肯錫4名下的谘詢公司要員。威廉傳授給我的至理名言中，有兩條我特別銘記於心。第一是“做你自己，然後踏實而堅決地攀上正直和尊嚴的最頂峰”。當我處於困惑的境地或麵臨艱難的生涯挑戰時，這句話幫助我更通透地思考問題。威廉告訴我如何堅持自己的準則，同時也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第二點是，要有遠見、超越現狀，去發現容易被忽略的事物。從實踐的意義來看，這養成了我在逆境中發現機會的能力5。威廉的這些生活教誨常常讓我回想自己的文化傳統，事實上，我覺得他比我的一些中國朋友還“中國”6。
我的東西方導師愛新覺羅·毓鋆和威廉·紐曼，呈現了我文化融合思想形成的起源。
除了兩位典範導師的深刻教導外，初到美國時的求學經驗對我也有重大影響，這個經驗不僅構建了我後來的學術發展根基，並促使我致力去填補東西差距的鴻溝。在1980年代，作為馬裏蘭大學一名新進的博士班留學生（它是錄取我的唯一一所學校），我得到老師們極大的幫助。他們關照我，教導我專業技能和人文關懷，這對我後來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7。當我還在理解西方文化與社會習俗的微妙精髓時，老師們也幫助我適應新環境。透過他們的協助，再加上個人的觀察及嚴格行踐，我邁出了走向文化雙融的第一步。
融貫東西可以說是我學術與職業生涯的特征。從馬裏蘭大學畢業後，我相繼在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與弗吉尼亞大學任教。這些大學的曆史與美國的開國元勳及總統都息息相關。可以這樣說，我被放在美國傳統的中心位置——如果你要在紐約、費城或夏洛茨維爾（美國弗吉尼亞州中部城市）工作和生活，就要能正確地洞察漢米爾頓、富蘭克林與傑斐遜留下的曆史遺產。這些人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領導者，並且超越了那個時代（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誌向是相當雙融的）。我能夠成為一名平衡的管理學者，相當大程度是因為我在這些學術社群8的經曆。更明確地說，我在這些學校所麵對的各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經驗，促使我開始關注學界、企業界及一般人生活中處處存在的分隔現象。另一方麵，這些經曆對我後來從事的各麵向文化雙融活動也提供了最好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