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烈果然是聰明伶俐，我隻唱了一遍，她就會了，一邊邁步出門，一邊大聲地唱起來：“人間難覓一知己，你就是鯉魚精又何妨。人家說神仙眷屬隻在書本上，誰知我荒郊野外有天堂……”
望著她窈窕綽約的身影，我不禁感慨，能夠認識於烈，真的是一個奇跡。
回到臥室，我坐到書桌前，剛要打開電腦，忽然感覺到某種異樣，落地窗前的藤搖椅在曳曳搖動，而那本原來放在藤搖椅上的席慕容詩集已經掉了下來，淩亂地翻開著，幾張書頁簌簌亂抖，那幾縷幹枯的合歡花絲以及那張印著丹棘兩個字的剪報則散落在地板上。
誰進過臥室嗎？我的心髒不規則地跳動起來，眼睛不停地在房間裏的各個角落掃視。我和於烈一直在樓下的客廳裏，並沒有聽到樓上有什麼動靜啊。
何況，床鋪，書桌，以及落地窗上那兩幅平展懸垂的紗簾，都不像有被動過的跡象，隻有藤搖椅和詩集，呈現出令人心悸的一幕。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隻是一陣蔭翳的勁風曾經自房間裏掠過，而已？
我暗暗給自己打氣，邁步走過去撿起地上的花絲、剪報和詩集，天花板上的琉璃花燈在我的身前背後投射出蒙昧的影子。我把花絲夾回到詩集裏，然後深吸一口氣，重新審視那張剪報。
而那一句“挾眾多青年男女的擁躉以達不可告人之目的”，幾乎躍出紙片，直衝到我的瞳孔裏。我再次迷惑起來，到底是什麼讓當年的媽媽用這種容易誤導讀者的言詞去形容一個海外歸來的教授呢？
我曾經為寫一部涉及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劇本而收集和訪問過一些經曆過那個時代的老人，從他們的講述中我感受到一種群體性的緊張與不信任感。對自己的鄰居、同事乃至親朋好友，都存有幾分忌憚。因為你昨晚剛跟他掏完心窩子，說些對時局對上級不滿的話，明天一早他就可能跑去揭發你是狗特務反動派了。
就連我那從來都是見怪不怪的外婆，在看到年幼的我在本子上寫日記時，還一臉嚴肅地告誡我：“寫這些勞什子幹什麼，做人最可怕的就是留下白紙黑字的把柄在別人手裏。外婆就親眼見過一個因為在日記裏寫‘陰雲密布，遮天蔽日’八個字，而被掛上牌子遊街的人。所以，寫日記是件有風險的事，還是燒了吧。”可見，那個漫長的恐慌年代帶給人們的疑慮之深。
雖說韓子鬱歸國時，國內的大環境已經大為改善，在畢竟剛剛擺脫長期的政治桎梏，人們的腦海裏還或多或少地殘留著一些動蕩的陰霾。所以，那樣一句現在看來無關緊要的話，在當時卻有可能被某個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逼到緊要處，韓子鬱就算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的。
做個無冕之王一度是媽媽的誌向，我相信聰明敏銳的她一定會對自己筆下的文章字斟句酌的，但是，到底是出於怎樣的居心，才會使她將那樣一句與全文內容放在一起顯得不倫不類的話，落諸筆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