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報告文學的發展，約有七十餘年的曆史了，中國的報告文學發展，也有了半個世紀的曆史。在這半個世紀中，發展最為神速而令人眼花鐐乩的，是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天的十年間。當我們追蹤報告文學的運行軌跡，發現它在表現形式上，曆經廣這樣三個階段。或者說報告文學發展至今，已經曆了三度“雜交”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是報告文學產生到較緩慢發展的階段。正是由於新聞與文學的“雜交”，才產生廣這一文學的新品類一一報告文學。這一文學新品類一產生，便打上雙重印記：既有新聞的價值，又有文學的特征。
第二個階段，是報告文學近十年中在中國的勃然興起。在這個階段中，由於加入報告文學隊伍的作家的素質和風格的不同，他們給新生的報告文學注入較強的主觀色彩，記者型的報告文學家善長記者述評，他們不徂在作品中加進廣許多思辯的、睿智的、哲理的論述，而且往往站出來，大發宏論、評點足非；詩人、散文家型的報告文學作家再長見讀抒情，他們不沮使作品帶上詩一般的韻味，並且處處見到他們真情的流露；而小說家型的報&文學作家則善長情節與細節的描繪，使作品帶上了小說的可讀性。這評述、抒情、描寫的結合，構成了報告文學的二度“雜交”，這種作者主觀意願極強的報告文學，成我們前一階段報告文學的主流，或者說即使在今天，也仍有相當數量的報告文學采取廣這種寫法。這種寫法的優點是綜合文學各種樣式之長文筆自如揮灑，作者隨處可以跳進跳出，發表自己的情感和傾向。然而，它也自然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短處：作者不是公正的法官，作品也不是二審判決，無論你對人對事的評點，既容易產生不貼切之處：也容易“傷害”到評擊的對象。這樣，就經常引來些矛盾，引來呰筆墨官司，這些官司都會給主人公、作荇和有關部門帶來仵多煩惱和後患。
鑒屍此，報告文學在尋找其新的出路。出路之一，是報告文學開始走向異化。這就是說，標滂為“報告文學”的作品減少，“報告小說”，“記實文學”的標簽明敁地增多。除大量的真人真事外，作品加入了某些成分的虛構。許多作家樂此不疲，不但是闐為這些東西有了更大的情節可塑的餘地，便於他們充分發揮其創造性和想象力，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對以避開“寫得不真實”的指責。不過，如若報告文學被這種“異化”所壟斷，無疑是報告文學的滅亡。
出路之二，是報告文學進入第三階段，進行第三次“雜交”。
自然，報告文學跨入第三階段，不盡是上麵所述的原因，它還有更廣大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由於今天的改革，由於今天政治的民主化和經濟的對外開放，也由於今天來自四麵八方的信息和知識的遞增，打開了作家的思路，增加了作家的知識。這些因素從作品中客觀地反映出來，使我們的報告文學開始一新其麵貌。
例如，就體育競技的報告文學而言，從“文革”直到今天，形而上學地去解釋勝敗的作品和新聞屢見不鮮。打贏了，得了世界冠軍，則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振興中華”；打輸，總歸結為“思想不過硬”，“驕傲自滿”或“盲目輕敵”，仿佛除此之外別無他種解釋。然而，知識的進步使我們理解到，跑步的快慢和肌肉的構成大有關係，比賽成績的優劣與人體生物鍾是在峰值期還是臨界點也密切關連。據香港報界評述，中國女排一次在香港敗於日本女排，競技的六名運動員中有五名的生物鍾處於最低的臨界點，而朱建華有兩次國際比賽跳得不理想，也是因為他生物鍾處於不理想階段。這樣，當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家了解這些以後，就有可能不去單純地尋找政治原因，而是能從“運動心理學”和“運動科學”方麵去尋找更貼近真實因而也更貼近真理的原因。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報告文學中，在科學與其他文學領域裏也有所見。例如，金觀濤、劉青峰所寫的史學著作《興盛與危機一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就運用控製論、係統論和數學模型的方法來解釋曆史。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不但引用馬克思的學說，還引用了弗洛伊德《愛情心理學》中的一些觀點。
這是今天信息時代必然出現的結果，各種信息量的攝入，各種學科知識的融彙、交叉，已經使得今天的科學家、學者不能隻持“門戶之見”時不涉獵其他學科。報告文學作家問樣需要如此。如此而產生的報告文學，已自覺地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報告文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雜交”的階段。
最近出現的報告文學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理由的《香港心態錄》和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七年》。
理由在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這次在香港停留五個星期，采訪一百多人次，回首顧盼，所遇多是些不窮不闊的老板、不高不低的學者、不大不小的經理、不中不西的專家……他們被稱為香港社會的中層。”從發表出來的部分看，他寫了“服裝設計師”、“玩具代理商”、“物產商”、“工藝專家”、“高級講師”、“餐館老板娘”、“工廠主”、“研究室主任”。筆觸所向，不再是一人一事，也不再是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層次上，而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文中透視出來的傾向，已經有了社會統汁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觀點。
馮驥才的報告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也采取了同樣一種手法，《文彙月刊》986年號）在發表這篇文章的片斷時，曾加了這樣一個編者按：“史無前例的災難已經過去十年。但是曆史永遠不能被忘記。馮驥才同誌以一西個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曆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曠古未聞的劫難的真相。記錄是完全真實的……”有了一個堅實的數量頗大的統計數據作基礎，即便作者在文中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傾向，他的觀點和傾向就已經十分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