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道路
品質生活
作者：龔依文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葦岸和他的朋友海子，是昌平的文化地標。兩個人都早逝，兩個人也都寂寞。不同的是，海子是在喧囂中寂寞，葦岸是在寂寞中寂寞。因為他的寫作，至少領先了他的時代20年。
我於1960年1月7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縣北小營村。據祖父講，我們祖先是最早來這裏定居的人家之一。這座村莊，位於我所稱的華北大平原開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環形遠山，即壯美的燕山山脈外緣。每天日落時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頂上，看看太陽最後降在了什麼地方。我曾認定，太陽落山後，是從山外繞回到東方去的。而我那時的山外，就是外國。
這個大平原的開端，給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與所有鄉村的孩子一樣，它們是由貧匱、歡樂、幻想、遊戲、故事、冒險、恐懼、憧憬、農事等等構成的。我時常緬想它們，但我還從未將它們寫進我的散文。當我看到華茲華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親"的說法時，我對他的這句話感觸很深。
那時村子東西都有河。村裏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隻用一根扁擔就能把水打上來。每年，麻雀都選擇井壁的縫隙，做窩生育。雛雀成長中，總有失足掉入井裏的。此時如果挑著水桶的大人出現，這個不幸的小生靈便還有獲救的可能。我從小就非常心軟，甚至有些極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殺一隻雞。我的這種心地，與血緣有關。我的鄉村童年和少年時代，讀物是匱乏的，我現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時讀過什麼書了。關於文化，最早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電影《馬蘭花》和《人參娃娃》。在故事方麵，先是叔祖母的民間故事，後是四姑的古典小說。在文學上，四姑是我的啟蒙者。而我的祖父，一個秉性鮮明、極重尊嚴、與所有家庭成員都保持距離的人，給了我另一種精神：從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過80的老人突然癱瘓，他從未間斷每晚睡前的日記。
我對使用文字，很早就有興趣。中學時，我曾嚐試寫過小說，一個鄉村少年的故事：頑皮，但好心；為了老師午休，試圖趕走樹上所有的蟬……我這篇唯一的小說，並未寫完。我還模仿寫了一些動物寓言，它們其實說明了我那時即開始的“文以載道”傾向。
1977年，國家恢複了高考製度，這使我稍後得以走進大學的校門。我的詩歌時期，對我的散文寫作，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除了一種根本的詩人特有的純粹精神，恰如布羅茨基所講，散文作家可以向詩歌學到：借助詞語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產生的特定含義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贅語。的確，“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詩歌創作的經驗，他的作品難免累贅冗長和華而不實的弊端”。對我來說，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將散文作為詩歌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來寫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樺林》，寫於1988年初。最終導致我從詩歌轉向散文的，是梭羅的《瓦爾登湖》。當我初讀這本舉世無雙的書時，我幸福地感到，我對它的喜愛，超過了任何詩歌。此時我已經有了一個令我滿意的工作：與社會可以保持必要的距離，夜晚授課、而將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時刻——獻給閱讀和寫作。我喜愛的、對我影響較大的、確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寫作麵貌的作家和詩人，主要有：梭羅、列夫·托爾斯泰、泰戈爾、惠特曼、愛默生、紀伯倫、安徒生、雅姆、布萊克、黑塞、普裏什文、謝爾古年科夫等。這裏我想慚愧地說，祖國源遠流長的文學，一直未能進入我的視野。一個推崇李敖、誇耀曾擰下過一隻麻雀腦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薦《厚黑學》，但我從未讀過一頁。而偉大的《紅樓夢》，今天對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時間，而是缺少動力和心情。在中國文學裏，人們可以看到一切：聰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藝、個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獨不見一個作家應有的與萬物榮辱與共的靈魂。海子曾說：我恨東方詩人的文人氣質，他們把一切都變成趣味。
我的筆名“葦岸”，最初來自北島的詩《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僅因“我是岸/我是漁港/我伸展著手臂/等待窮孩子的小船/載回一盞盞燈光”這樣的詩句，感到血液激湧；更有一種強烈的與猥瑣、苟且、汙泥的快樂、瓦全的幸福對立的本能。我這樣講，並非意味著我在我的生命衍進中，從未做過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對於它們，如毛姆在《七十述懷》裏寫的那樣，我希望我說：這不是我做的，而是過去的另一個我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為一個“人類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時候，我能夠借用誇齊莫多的詩歌說：“愛，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類拔萃。”
欄目主持人：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