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已是1808年的傑斐遜，一個成熟的人，幾乎是蒙蒂塞洛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賢哲。四十年前他遠未達到這樣平衡的精神境界和對道德世界這樣明確的認識。他在《文學箴言錄》中所摘錄的那些詞句顯得混亂和互相矛盾，可是，在他讀荷馬、歐裏庇德斯、西塞羅、莎士比亞，甚至布坎南的作品時，有著明確而單純的目的。他讀書是為了汲取教益，而不是為了消遣，是為了搜集材料，用來由他自己和為他自己重新建立一個道德庇護所，以便他在以後的生活中蔽身。當時，他並沒有考慮獻身於他的國家；如果說他具有愛國心的話，也是潛在的；如果說他有什麼抽象的正義感的話，也絲毫沒有明顯的表現。此外，與他在《文學箴言錄》中一般摘錄的詞句十分不同，在他未發表過的一些備忘簿中，1770年的一本上筆跡潦草地摘錄了一些格言，這時他已經鏟平了一塊高地，就要在這裏修建蒙蒂塞洛住宅，已經在挖地下室。但是有一天，他在仔細地記載了“四個很好的夥伴，一個小夥子，兩個女孩子，大約都是十六歲，在我的地下室挖掘了八個半小時，挖了三英尺深，八英尺寬，十六英尺半長”這段話之後，停下來又扼要地寫下他要用以在生活中律己的幾句最引人注目的格言：……沒有自由便沒有生命——忍耐克製——美好就是正直；英勇者受獎；對一切都不失去希望；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幸福的創造者；想什麼就說什麼，什麼是正義——光榮來自正確——不要對邪惡讓步，相反更加前進——長壽、永康、長樂和一位朋友——不是為我們，而是為祖國獻身——即使蒼天崩落，亦要維護正義。
顯然，從他積累的《文學箴言錄》到在備忘簿中寫下這段話，這期間傑斐遜的精神世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蟄伏的東西已經蘇醒，未存在的東西已經萌發。讓那些想方設法尋找傑斐遜到底是受誰的影響的人，在那些法國哲學家的著作中搜尋這些格言的微弱反映吧。我是一點也找不到的。我甚至要說，這裏顯示不出博林布羅克的影響，因為傑斐遜從博林布羅克那裏借鑒的是解決某些問題的方法，而不是某些確定的思想。這位年輕的弗吉尼亞人隻是在很短一個時期利用過這位英國哲學家所采取的批判推理的方法，而當他開始重新建立他的道德觀以後，他是從古希臘斯多葛派學者們那裏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一句格言一句格言地收集全部材料。這是一種悲觀但充滿勇氣的人生哲學，與18世紀的樂觀主義迥然不同。異乎尋常的是，這位拓荒者的後代，大約是在邊疆精神影響下成長的年輕人，不是與倫敦、巴黎和日內瓦的哲學家們，竟然是與希臘和共和羅馬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位年輕的弗吉尼亞人在他一生的這個早年時期，當他拒絕了基督教的道德體係後，在荷馬的高尚行為和友誼的淳樸準則中，從西塞羅的著作中發現的對希臘斯多葛派的共鳴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道德支柱，而這些又啟發他產生了一種愛國主義和獻身公職的觀念，這一觀念影響了他的後半生。
在探討傑斐遜對人生態度的轉變時，如果不考慮帕特裏克·亨利的影響，是不公正的。當亨利於1765年在弗吉尼亞議會發表他的著名演說，最後以挑戰的口吻宣稱“如果這就是叛逆的話，那就全力以赴地進行吧”而結束這次演說時，年輕的學生傑斐遜也在場。傑斐遜寫道：“在我看來，他所說的就像是荷馬所寫的。他的天才確實偉大，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人說過可與之相比的話。”雖然他沒有從亨利那裏接受什麼政治哲學，但從他那裏懂得了至今人們記憶猶新並成為政治鬥爭的箴言和戰鬥口號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基本準則的價值。他喜歡亨利的論斷的那種熾熱的感情和完整性，1770年他在備忘簿中寫下了各個時代的一切革命者和激進派奉為座右銘的話：“即使蒼天崩落，亦要維護正義。”這時，他把這位弗吉尼亞的演說家看得同古羅馬的雄辯家們一樣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