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弘征蔣子龍
我想當然地認為“弘征”是個筆名。可又不知他的真實姓名叫什麼？
既不知其姓甚名誰，卻又引以為朋友，相交近二十年。
弘征正是這樣一種朋友：無須拘泥於虛禮矯情，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可以幾個月乃至一年半載地不通音訊，隻要通音訊就沒有隔閡，可以有話直說，坦誠相對。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弘征就是一位謙謙君子——誠厚、牢靠、飽學。
任何文人聚會，總是搶話說的多，想語驚四座的多，能長時間地坐在一旁靜靜地聽、靜靜地笑的唯有弘征。也許在參加聚會的人中又唯弘征最有學問。
他絕不張揚，哪怕是在以他為主的場合，聽他講話也如同讀他的書，不能心浮氣躁，得穩住神靜下心，才能聽出味道，讀出收獲。他麵目良善，語言有味，自古貫今，專精博涉，你會感到他的學養底蘊深厚，身上有一種平和的傳統的文化特質。
有才而性緩。性緩的人往往執著、有韌性、有耐力，於是成全了一個多才多藝的弘征——致使他在詩、隨筆、詩論、古詩今譯、金石篆刻、書法、編輯等諸多方麵都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詩——體現了弘征的誠。他是一個精誠嚴肅的詩人，詩集出的不算多，但沒有濫作，曾被錢君匋老先生譽為“有唐人風”。
治印——體現了他的靈，靈逸豪獷，破法有法。
書法——體現了他的正，圓潤雅正，字如其人。
詩論——體現了他的深，提玄勾隱，凝重峻拔，時有精深之見。他翻譯解析的司空圖的《詩品》，他編選譯析的《唐詩三百首》，雅俗共賞，口碑極佳。
弘征的隨筆則體現了他的博——吐納前人的知識，融彙自己的思想，睿智博雅，蘊藉自然，深具文化根性。也許跟他身上的書卷氣有關，他的隨筆常有一種知識分子的藝術精神。有才但不濫情，瀟逸的意趣和情致藏在淡逸古拙的文字中。博學不孤高，靜雅不艱澀，逸興不浮滑，條暢不粗淺。
弘征有才而性厚，多智而無鋒芒，一個信實的現代夫子。
1997年7月於天津
弘征這個人
龍應台
好像是羅蘭吧？羅蘭離開大陸到台灣時是個小女孩。四十年之後她回到家鄉，看到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先生向她走來，分明是她當年熟識的一個長輩；她脫口稱呼“某伯伯！”被呼“伯伯”的人一臉錯愕，因為他其實是“某伯伯”的兒子，比羅蘭還小幾歲。
羅蘭自己讓自己給搞糊塗了。回到老家，回溯時光的隧道，她忘了自己增添的歲數，眼睛回到小女孩的身上，把實際上和自己同齡的人稱為“伯伯”了。時光開了她一個小小的玩笑，一個令人黯然神傷的玩笑。
我也差點稱弘征為“弘老伯”了，為一個同樣荒謬的原因。在與弘征認識之前，除了書信往還，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在電話中，我對他畢恭畢敬，以晚輩對長輩的禮數相應。
我當然並不知道他的歲數，但即使他是個比我小廿歲的青年人，我仍舊會在電話上對他行晚輩之禮，原因很簡單：他說話帶湖南腔。在我不自覺的意識裏，湖南話是父親的語言。從小長大，凡是講話帶湘音的都是我的父執輩。必須是我的父執輩。
所以第一次踏上湖南的土地時，我簡直大驚失色，不知所措：這兒滿街走著說湖南話的人，把我整個思維係統給攪亂了，好像指針往逆時針方向行走。
我知道我得把自己對湖南音的感覺擰過來。但是，多困難啊;在電話上，我還是一聽見是弘征就恭敬起來。
見到他麵時，發現他隻比我大個十來歲，不算什麼“父執輩”。可是他的湘音很難抵抗，我仍舊以“您”尊稱他，並且還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呼出“弘伯伯”，像羅蘭的錯亂一樣。
一直到真正熟悉了，而且發現和我同齡的人也直呼其名，我才逐漸克服了湖南話對我的巨大魔力，解咒了，開始稱他“弘征”。
到弘征家午餐。他介紹屋裏兩位女性：這是楊芹，這是淩翩，然後逕自去張羅酒。我這個台灣人坐在那兒納悶，看樣子是你的女兒和妻子，可一個姓楊，一個姓淩，你嘛又姓弘。三個人三個姓，到底誰是誰的誰呢？看來大陸人在這方麵比台灣人還解放；三個人是三個獨立的個體，誰也不屬於誰，太神了。
當然，我還不知道弘征姓楊。後來人家笑我：“弘征當然是筆名，哪裏有人姓弘的？”我說，那你就不知道了。在台灣人的印象裏，大陸人姓什麼都可能。地大人多，少數民族都數不清。
弘征的酒張羅來了，嗬，夠氣魄，是一整個酒壇子，提起來喝；黃酒。問我喝不喝，能不能喝。我喝酒有兩個條件：天不黑不喝，人不投機不喝。是大白天的午餐，自然不喝。
可是夜晚來了。我們在長沙開往吉首的夜車裏，目的地是沈從文的鳳凰鎮。火車穿過湘鄉的野樹荒山，駛過楚地的層層廢墟，在茫茫黑夜裏震動大地。我們在暈黃的燈光裏飲白酒。車子的晃動使酒瓶滑往桌沿，扶好，再倒。弘征開始兩頰泛紅，兩眼發亮;隻因在火車裏，否則他要喝拿筆拿墨，想寫字了。
酒興高昂時，他平時謙遜溫讓的姿態幾乎就被一種飛揚跋扈取代;在眾人圍觀下，跨步穩站，提起大筆，俯身一揮而就。毛筆蓄滿了酒的滋潤，直逼紙上。
沒有人陪他喝酒時，再好的菜色也隻見得他的落寞憔悴，一邊坐著不吭聲。“你知道那個好酒的張東穀嗎？”我於是問他。山人張東穀，酒徒也。在張岱家作客，見主人不嗜酒，非常失望地抱怨：“爾兄弟奇矣！肉隻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隻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
再碰上一桌人不但不懂得“吃酒”，連辣椒都不會吃的時候，沒辦法，弘征就更失魂落魄了。他獨自叫一小碟辣椒，幽幽吃著。那寂寞的光景，簡直就像個離鄉背井的憂愁詩人。
唉，弘征，你還是少來上海吧。上海人就是“菜隻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隻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的文明人，辣椒更別說了。可是弘征單為我來一趟上海。上海的出版社出我的書，為我舉辦簽名會，他身為湖南的出版人，卻來為我站著翻書三小時，毫無門戶之見，更無屈尊之感。在機場送別時，我以西洋人的禮節擁抱他一下，感覺他在我的擁抱下全身僵硬，使我趕快“鬆綁”。知道他完全不適應西式的熱情。可是他的熱情實實在在。“桃花潭水深千尺”；潭水深時水麵最靜吧。
這樣一個人：受傳統私塾教育，啟蒙書是“唐詩三百首”和“聲律啟蒙”；能寫舊體詩和新詩，能篆刻、能書法、能寫散文但不懂任何外文、沒有任何西方經驗。而我，是個對傳統國學半生不熟、對西方文化卻浸淫已久的人。我們之間的交集點在哪裏呢？是什麼，使兩個背景迥異的人竟然可以在夜航船中煮酒論文？
我想是他的純粹。現實裏的種種殘酷竟不曾腐蝕他的本質——那個在私塾裏熟讀古書、勤練柳公權、年年得“案首”的聰慧少年的本質。經過了變幻莫測的翻雲覆雨，走出來仍是端端正正一個中國的讀書人，仍舊發出“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的天真的疑問。這種幸存的純粹氣質貫穿他的散文；襯托他的人，尤其在兩壇酒之後，更加煥發。
1997年8月於法蘭克福
屐痕舊夢
沈從文召我到邊城
“你不想到茶峒去看看嗎？”記得在五十年代第一次讀《邊城》時，掩卷神馳，沈從文先生似乎曾經問我。那時，對於湘西，我隻有一點幼時從大人口裏聽來的傳聞，諸如男人也包頭帕，穿五彩的衣裳，人人都講外人聽不懂的苗語，充滿了神秘感。讀中學時，聽老師說起湘西的匪患，稱之為“中國的盲腸”。而此刻讀了沈從文的《邊城》，眼前這蒼翠的群巒，清澈見底的河流，一半在水一半在岸的吊腳樓，斜暉下用竹纜拉渡的渡船……更令人心醉的還有這土地上淳真和古樸的民風，“一雙眸子清亮如水晶，天真活潑儼然如一隻小獸物”的翠翠，一切都是那麼令人神往。
自從八十年代以來，我去過湘西的吉首、桑植、永順和曾經屬於湘西的張家界多次，也去過沈從文和黃永玉的家鄉鳳凰，但幾十年來對一直向往的茶峒卻無緣一睹。當1982年5月陪同沈先生夫婦遊張家界時，自然不免談起他的名作《邊城》，他真的曾經向我說過：“茶峒那地方值得一看”，倏然又是十多年了。
沒想到前幾天與孫健忠和汪承棟、汪承楷兄弟去吉首時，終於得償夙願，而且是由健忠和承棟這兩位土家族的名作家充當最出色的導遊。
茶峒屬湘西自治州花垣縣轄，距吉首市90公裏，汽車在多半是蜿蜒的山道上要走兩個多小時。一條差不多有三四華裏直通到江邊的長街，多數已改為住家的店鋪還保留著昔時的風貌，寂靜地沒有遇見幾個行人。隻是到了街的中部才有幾幢突立在古店麵中的“小洋房”，掛著“茶洞××所”一類的牌子，我發現“峒”字都已改為“洞”，想是為了通俗易識吧？但健忠告訴我，原名就叫茶洞，是沈先生在小說裏改“洞”為“峒”的。
我們先到現已改為花垣縣三中的原茶洞師範參觀，健忠當年在這裏讀過書，這是他的母校。我們也都知道在抗戰時，這是一所很有名的學校——由安徽遷來的一批教育家創辦的國立六中。斯時，這座兩省交界本來很熱鬧的小城，又新添了這所大後方遐邇聞名的完全中學和許多逃難來的外鄉人，號稱“小南京”，可見當年的繁盛。
接著便急忙去看翠翠當年的渡口（但健忠說沈先生在小說裏描寫的位置應該還在上遊一點）。一路上談古道今來到江邊，才更看清了沈先生所描繪的“茶峒地方憑水依山築城”的氣勢，但“城牆如一條長蛇”則除了渡口處還有一截成為護坡之外，已經全部拆除。在古代，城牆是打仗時最重要的防禦設施，所謂守土，也就是守住城池，百姓為了修築城牆不知付出了多少錢糧徭役。一座非縣城的鎮子是極少有城牆的，可知此地乃一省的邊防，位置十分重要，當時城裏還駐有一營兵。
河麵水波不興，寬度仍隻二十餘丈。江水的確很清，但亦已不是“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遊魚皆可計數”。隻不過意渾而色青，如一首並非晦澀的朦朧詩，讓人還能看懂；不似湘江或別的河流那麼濁黃，一點詩意都沒有了。渡船依舊是方頭的，不同的是河岸兩端橫牽的已不是竹纜而改成了一條直徑約12毫米的鋼條，故而擺渡亦不再用手攀緣，而是持一個旁邊有一條小槽的木柄在鋼條上梭來梭去。駕渡的老人六十左右，比翠翠的爺爺年輕。每人兩角錢，上船就收，不再像當日的張橫誰若是留了過河錢非讓翠翠追上去退還不可。翠翠當然已經不在船上。隻見健忠用手一指，原來她立在下遊不遠的河心洲上。那是一尊白色的雕像。雕塑家當然很用了心，但似乎頗難讓人一眼即認出這就是那位在“風日裏長養著的”翠翠，所以我們也沒有前去招呼。渡口旁的摩崖上刻著兩個一米見方的大字“邊城”，下署“沈從文”三個小字，也似乎不是沈先生所親題，或隻是從手稿中的臨摹，勾勒和鐫工都不足以體現沈先生書法的神韻。“邊”字為繁體，“從”字為簡體，沈先生或不致如此寫吧？我曾拜觀過沈先生的不少墨寶，並珍藏有他書贈的兩幀條幅，一手典雅古拙、氣韻飛動的章草，在當代堪稱一流，隻是他自己從不以書家自居。我在1982年寫贈他的七絕中有一首為：“說部塵封卅二年，唐裝漢鏡有新篇。書壇未識鍾繇老，墜簡時人待細研。”表達了對他的書法的欽慕。健忠又告訴我，研究沈從文的專家淩宇說最好將《邊城》的全文都刻在摩崖上以供遊人觀賞。從人文的角度，淩教授的這種構想是很好的。不過這篇作品的字太多，刻出來必字小如粟，臨江的崖壁前又無法讓遊人駐足，觀賞將極為難。我想，如果在山上建一亭，將沈先生這篇作品的手稿刊於四壁，讓遊人沉浸在美妙的意蘊中，又可欣賞沈先生書法之奇雋，千載以降，必將成為一處為山水增色的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