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糊塗”
學術問題有不同意見需要爭鳴，批評如果不對了應該有反批評，最基本的前提是苟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否則，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是一種很不好的學風。從《書屋》雜誌去年第3期上讀到朱正先生寫的《認真不得》，指出由何光嶽、李黃金編著的《絕妙好聯》一大堆差錯（在此之前，朱亦曾在《文彙讀書周報》撰文指出其中部分）；最近，又從《書屋》今年第2期上讀到何光嶽先生所寫的《糊塗不得》，兩相對照，頗驚訝在學術論爭中還會有這樣的反批評。聯想到時下讀者雖然對有些圖書的粗劣嘖有煩言，但評論家不願寫、報刊也很少刊載一針見血的批評，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有一點似在情理之中——假使遇著了這樣的編著者！
何文一共反駁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朱的原批評雲：“編著者的解說‘茶陵人譚延闓本為清朝官僚遺孽，眼見民國將興，便混入同盟會’，這又是信口開河。辛亥武昌起義以前，他是立憲派，不曾混入同盟會。是民國成立之後，同盟會同幾個小黨合組為國民黨，他才加入國民黨。”何在錄引這段話進行反駁時，有意刪去了其中最關鍵的“辛亥武昌起義以前”和“他才加入國民黨”這兩句且不加省略號（添加的字且不計），這種在態度上的不誠實已讓人吃了一驚！接下來說：“……朱正先生駁斥拙編的所謂謬誤，並未廣閱有關譚延闓資料。如《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即載有譚延闓加入同盟會，同年九月轉為中國國民黨、並任湖南支部長的消息。”又讓人吃驚不小！一是四月的報紙怎麼可能登出九月的消息？二是如此一來，豈非恰好證實了朱文的批評是正確的：譚延闓在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武昌起義以前”（也就是原書中所說的“民國將興”）確實未曾“混入同盟會”，何先生為什麼要作這種自己否定自己的辯駁呢？
其次，何文所舉的這張四月能刊出九月消息的《民立報》既無確切日期，又沒有引一句原文，更不免令人對其真實性產生疑問。因為，從現有資料來看，譚延闓不僅“民國將興”時正是湖南立憲派（憲友會）的頭；就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也沒有並且不可能加入同盟會，因為湖南光複後的首任正副都督、同盟會員焦達峰、陳作新在1911年10月31日遇害就被認為是他的主謀，在他奪取了都督的位置後，同盟會一直在部署推翻他的鬥爭，包括數次布置暗殺（見楊世驥：《辛亥革命前後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2版）。隻是到了1912年8月，由於宋教仁等同盟會領導人沉浸於“政黨政治”“責任內閣”的美好幻想中，聯合了統一共和黨等四個小黨組成國民黨，大量吸收官僚政客參加，連袁世凱的得力爪牙趙秉鈞都成了黨員，譚延闓才得以在同年9月湖南籌建國民黨支部時加入並成為支部長。如果現在何先生果能確切地證明譚延闓在“民國將興”時就已經“混入同盟會”，是在1912年9月又“轉”為“中國國民黨”的，那可是研究中國同盟會史的一個新發現，不僅朱文的批評可以不攻自破，許多研究論著和同盟會元老的回憶錄也因失實而應該修改。還有，1912年成立的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國國民黨”；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是1919年10月才成立的，何先生在此將二者混為一談了，這也是不應該的。
第二個問題是朱文曾批評說：“例如一副戲台聯中有‘間以劍器渾駝’一語，書中的解釋是：‘唐代鐵勒十部中的渾部曾騎駱駝歸降於唐太宗，在宮廷中舞劍唱歌。’（第6頁）卻不知道‘渾駝’即‘渾脫’（‘脫’讀平聲，音駝），舞曲名。‘劍器’也是舞名。……舊《辭海》說‘渾脫當為蕃語’，即吐蕃語的音譯，編著者望文生義，把不能拆開的‘渾駝’拆開來講了。”何文對此沒有作正麵回答，卻令人詫異地反問道：“而渾脫與渾駝同音同義，請問出於何典？”接著又似乎很高深地侈談“駝”“脫”“一個是平聲，一個是仄聲，怎麼能隨心所欲地攪混在一起呢？所以渾脫不等於渾駝，這是音韻學的常識問題。但是渾脫舞的來源則起源於唐代鐵勒十部的渾部，猶如龜茲舞、於閬舞、高麗舞分別起源於龜茲、於閬、高麗那樣。”姑且不論這一段辯駁中剛說“不等於”接著又“但是”的這種自相矛盾，意在將自己原來在書中的“騎駱駝”說往似乎本來就是指“渾脫舞”這個方麵拉，以及“渾脫舞”的起源說並沒舉出材料及所列的例子也不相倫類和有欠精當（按：渾是鐵勒族姓氏之一，不是地名；多數舞名也不以地稱）。僅就音譯而言，一是本來與字義無涉，例如我們今天大家都吃過的葡萄，史稱係大宛傳來，在《史記》、《漢書》與唐詩中就曾寫作“蒲陶”、“蒲桃”、“蒲萄”；再如斯（平）大林在解放前譯作史（仄）達林，美國前總統裏（仄）根港、台譯作雷（平）根，由於讀音輕重不同而聲調有異（且不說有的還有音之小異），難道這不正是屬於“常識問題”？何況朱文本來並沒有說過“渾脫與渾駝同音同義”，而且已注明“脫”字是讀平聲，何文的這一段議論純屬無的放矢，再加節外生枝去侈談什麼一個字的平仄，這是隻要翻開字典就可以抄下一大篇的。
第三個問題是朱文批評何將《閩中鄭俠祠聯》錯成是寫鄭成功。出錯的原因，顯然是何不知道今福建省福清縣在宋代曾出過一位叫鄭俠的名人，將“俠”字當成豪俠解，又沒看懂對聯的內容，以致發揮想象力附會到鄭成功的身上。但何先生卻辯稱道：“至於福建鄭俠廟，在清初由於忌諱鄭成功，好多具有強烈民族感的人，為了紀念鄭成功，又懼怕清初的文字獄，往往（好像還不隻一處！——筆者）把鄭成功廟改稱鄭俠廟與真正的鄭俠廟混淆避人耳目。”真有點像是在編小說了。姑不論這種編撰本身毫無事實根據，我們且看一下該聯的內容：“諫草有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囊止一佛（似應為拂，因鄭歸田後自號一拂居士——筆者），始知琴鶴亦妨人。”所寫的完全是鄭俠的生平，朱文已經引《宋史》本傳為證，與鄭成功則搭不上一絲關係，難道何先生到現在還沒有感悟出來？再說，鄭成功雖畢生誌在複明，但他在康熙元年逝世後的“清初”皇帝不僅因為坐穩了江山，便要表彰前朝忠烈，何況他還是一位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複了台灣失地的民族英雄。所以，當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的遺骸歸葬福建南安縣祖塋時，康熙皇帝不僅特命大員一路護靈，而且親賜挽聯雲：“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誌，方知海外有孤忠。”這是一副三百年來傳誦的名聯，現在所見到的幾種《名聯辭典》中都已經收入。何先生既然編著過《絕妙好聯》，難道對此都不知道？此聯該不致也為了“避入耳目”而掛到“鄭俠廟”裏去吧？至於鄭成功其孫克塽在康熙二十二年歸順清朝封為公爵，塽又“上表請為成功子聰、孫克舉等敘官，上特許之”。“光緒初年，德宗詔允船政大臣沈葆楨疏請，為成功在台灣立祠”（《清史稿》卷224）等情，就更毋庸多述了。何先生為什麼在構思“混淆”說之前，對這些普通的曆史知識都不先了解一些？
何文在結尾還說：“一個謹嚴公正的評論家，首先要嚴於律己，才能去律人……如果對那些理解不深的學科漫加評論，隻能貽笑士林，是萬萬‘湖塗不得’的。”這可讓人說什麼好？難道何先生真以為自己是對的？還是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別人蒙住？——隻恐怕多數認真的讀者難得“糊塗”。
1997年4月
從蔡元培所想起的……
四十年前，在窮鄉僻壤的小學堂讀到一本選收高小學生之作的《學生新文庫》，封麵上署蔡元培題，由此而想要知道他是一位何等樣的人物。及長，逐漸讀到一些他和有關他的著述，更是心儀景仰。特別是他在1917年出長北大後所提倡的學術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使北大頓時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也促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蔡元培一生“愛才、惜才、育才”，《答林琴南書》中“夫人才至為難得”的名言可以代表他的思想。他始終關心和愛護魯迅是我們早熟知的了。更重要的是，他敢於破除習俗的偏見，不拘年齡、資曆，真正唯才是舉，熱忱地扶持和啟用青年。梁漱溟二十掛零，蔡要聘他來執教。人說此君是頭年來考北大未被錄取的。蔡說：不能當北大的學生不能否認他學有專長，那就請他來當先生。這是何等樣的膽識！胡適和以後在清華任教的錢鍾書，都是二十八歲當教授。
1918年末北大教授平均年齡隻三十多歲，二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就有十多名。這是在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