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的帕洛阿爾托市，電氣工程師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在車庫開了一間公司，主要研究無線電、聲波定位儀、雷達設備以及炮彈保險絲。
帕卡德在休利特為陸軍通信兵工作的時候開了這間公司，然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就是矽穀的創始人。
戰時的短缺引發了產品需求量最大的時期，包括塑料（用來代替稀有金屬）、冷凍食品（為旅途而準備）以及縮微膠片（作為海外航運軍民的“語音郵件”）。
戰爭還將很多問題變得更為緊迫。
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了美國史上最大的違反公民權利的案例——大約有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國家的12萬名日裔美國人被拘留，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國公民。據說這是為了打擊和破壞間諜行動，此舉實際上是出於戰爭的歇斯底裏、種族主義和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多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憤怒幾乎已經被遺忘了。然而在1988年時，羅納德·裏根總統簽署了一項法律，為每位幸存的囚犯提供20000美元的財務賠償。但最高法院豪爽的解釋是在戰爭期間，Korematsu案件並不違反《權利法案》，法院支持拘留。此案從未被推翻。
拘留是行政命令的結果，總統特權變得越來越有爭議。但在戰爭期間，行政部門還禁止了快樂駕車和切片麵包，並控製了蒙哥馬利·沃德這一零售商巨頭，法律辯護的名義是“對戰爭有幫助”。當沃德公司的總裁拒絕離開自己的辦公室時，政府特工從椅子上把他拽了起來。
在愛德華·斯諾登揭露政府間諜的幾十年前，軍事審查機構的權威已經在國內打開，可以閱讀每一封進入和離開這個國家的電子郵件、掃描每一根電纜、竊聽屏幕上的每一通電話。一封來自海外士兵的信件通常有幾個單詞、一句話或是整段話被剪掉，信封上會貼著一張“通過審查”的膠帶。
這個問題發生在戰爭期間，並困擾了這個國家很多年。1943年，洛杉磯發起了首次煙霧攻擊；在紐約，也有越來越多關於這件事的報道，並給予其一個新的名字：搶劫。
任何認為“赤色分子”政治迫害是冷戰產物的人都應該聽聽托馬斯·杜威的話，他是194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被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稱之為“對厄爾·白勞德不可或缺的”美國左翼黨負責人。
杜威告訴觀眾，一名左翼分子是“任何支持羅斯福第四條款的人都可以輕易改變我們政府的形式”。
收入不平等嗎？雖然鉚工露斯是愛國的，它是戰爭期間500萬美國女性的化身，但她們的平均工資隻是男人的60%，盡管政府規定在戰爭中禁止這種歧視。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人習慣向華盛頓尋求解決方案。但戰爭也強化了一種態度，在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懷疑政府。
例如，珍珠港事件後，政府試圖阻止建立國家“勝利花園”，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非常流行。美國已經有了足夠的剩餘農產品，更多的生產隻會損害農產品價格。但美國人並沒有被嚇到，僅僅幾個月的時間，美國人在埃利斯島和惡魔島種植的“勝利花園”已經無處不在，總計約有1000萬平方米。兩年之內，2000萬平方米的“勝利花園”就生產出800萬噸的食物。
到那時，“勝利花園”的直覺被認為是正確的，糾纏不清的運輸和農業勞動力的短缺造就了水果和蔬菜的短缺。非專業人員的農業部長承認，“很多人都感到驚訝。”戰爭時期所有的變化，無論是明顯的還是處於萌芽時期的，都具有豐富的諷刺含義：盡管美國人離開了軍事戰爭，卻在記憶中留下了回憶；直到戰爭結束時，美國早已經消失了。
從贏得戰爭的需求已經轉變為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士兵們戰鬥的國家，這裏已經變成了美國人夢想中一個更加富裕、更加公正、更加開放、更加移動、更多汙染和更多暴力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