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安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剛上初二的時候。
班裏新來了幾個同學，都是因為留級，其中惟一的女孩就是安。
那時我正為轉學不成而苦惱。成績名列前茅的驕傲和因家庭出身有問題而被免去班長職務的自卑同時交織在心裏，便希望換一間學校就可以像小學時那樣無憂無慮。可學校不同意讓我轉學，這使得十三歲的我很不開心，也無暇去注意新來的安。印象中她並沒有一般留級生的沮喪，我們住在一間寢室，常常聽到她略帶沙啞的歌聲和笑聲。
開學不到兩個月我遇到了更大的打擊。那天下午剛上完笫一堂課就有人十萬火急地叫我，說傳達室有我的電報。
電文是冷冰冰的四個字：父亡速歸。我整個兒懵了：不可能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邊哭邊記起上星期天回家，媽媽告訴我已出差半個月的爸爸來信了，再過個把星期就返長沙……
我們學校在市郊，一天兩班船一班車到長沙都已過了時間。我茫然失措不知該怎麼辦，安就抹著眼淚很有主意地挺身而出，帶我去攔過路車。
有位司機聽了安打著哭腔的敘述，又見我可憐兮兮，滿臉淚痕，一揮手讓我倆上了車。
安一直把我送回家，大姐姐似的千叮萬囑才離開。家中隻剩下老保姆和兩歲的小弟，媽媽被爸爸單位的車接走了，爸爸即將啟程歸家時突發急病撒手而去……
第二天一早安又來了，眼睛有點兒紅腫。伴著我等到我媽媽回來，她也該搭船回學校了。媽媽流著淚對安說：曉琪在班上年紀最小，不懂事，現在又沒了爸爸，你多指點她幫助她。安哭出了聲，好不容易才說：伯母，你放心！從今後曉琪就是我的妹妹。
安說到做到，在學校裏時時以姐姐的姿態出現，下了課有事沒事都陪著我，明明聽見風言風語在說：“安真傻，和宋曉琪一起哭那個起義的國民黨軍官父親！”她卻完全不當回事。最可愛的是她覺著當姐姐的學習不能太差，半年之內硬是把成績提高了不少。
我習慣了接受安的關心、愛護，也習慣了她總是高高興興，不知憂愁。直到有一天她噙著淚花告訴我，她的媽媽心髒病又犯了，而她爸爸，一個4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工程師，自從打成“右派”後便被發落到一個小縣城，要回來一趟都不容易……我像是初次相識瞪大了眼睛著著她。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膚淺和自私，羞愧的淚珠滾落了麵頰。安有些慌，拉著我的手說：你別急，我媽很快會好的。
我和安的友誼就這麼延續了下來。在“文革”那火藥味很濃的日子裏，在上山下鄉那段艱苦而又迷茫的歲月中，在我倆分別為人妻為人母之後，我們始終書信來往，互通消息。
在我的朋友中，安是挺特別的一個，我們彼此間的真誠相待和思念、牽掛，始終不曾改變。最近偶爾從書上看到這麼一句話，作者的名字記不住，但那句話卻立即印在了腦子裏：“和你一同笑過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過的人，你卻永遠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