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與“父母與子無恩論”
孔融，東漢末年的大名士，“建安七子”的龍頭老大。“幼有異才”，四歲讓梨的故事傳頌千古，然而“父母與子無恩論”卻又讓他背上了違天犯道、敗倫亂理的惡名，終為曹操所殺。
“父母與子無恩論”是涉及親子關係的一道哲學命題。發端於王充的《論衡》，集大成於孔融，後有朱熹點評，直至二十世紀又有魯迅、胡適等對此發表文章。今偶閱之，似有所悟。
王充認為“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顯然這是對中國儒家道德觀念的挑戰，這種認識親子關係的全新視角代表了當時開明人士的開明觀念。而孔融這位孔夫子的二十世孫又將其發揮到極致，他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複奚為？譬如物寄缻中，出則離矣！”便是把母子關係看成了把東西放在瓶子裏的關係，說得可謂直白而過於露骨了。在王充、孔融之後，文獻中這類議論很多，朱熹在《語類》中說：“釋氏(佛教)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麵目”，黃蘗僧人有偈與其母雲：“先時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滅絕天性可知！蓋不知孔丘家兒(指孔融)早有‘寄物’、‘寄盛’之喻，較‘寄宿’更薄情也”。朱熹否定並持批判的態度可見一斑。
中國之外的世界裏持此論者不勝枚舉，古希臘詩人曾雲：“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過來自情欲一餉，不淨一滴耳”。《海外軒渠錄》言小人國法令謂父母生子女出於情欲，故子女於親不必有恩義。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一些劇作對此也有不少這方麵的表達，如“我初未求出世，汝二人專擅，遽使我生。”當代文壇也不乏此類記敘，如瓊瑤《窗外》：“媽，你別這樣不滿意我，我並沒有向你要求這一條生命，你應該對創造我負責任，在我，生命中全是痛苦，假如你不滿意我，你最好把我這條生命收回去！”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壇在親子關係上又起爭論。胡適詩作《我的兒子》發表，詩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隨之圍繞“有恩與無恩”、“孝及不孝”展開爭論。其實胡適說的倒也很明白，既然無意送給兒子一條生命，怎可“居功”？更不能“市恩”了。
縱觀古今中外，圍繞“父母於子無恩論”爭論不休，爭論的焦點無非是“人是怎麼來的”與“親子當為什麼關係”？這兩個問題不能說沒有定論，隻是認識有所不同罷了，而能夠站在反叛的立場，直麵人生，客觀而率真地回答這兩個問題的人，孔融當屬第一人，他的論斷可謂驚世駭俗，十分雷人，須知這是發生在二千年前，可見孔融之睿智，也足見“建安七子”的豪氣和與眾不同。“故率言如孔融者不多耳”。
孔融生活在二至三世紀(153-208)，那時的中國，儒學盛行，崇尚禮教，作為百事孝為先的“孝”字更是一種桎梏，嚴重扭曲人們的靈魂，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均含在“孝”中，至於忤逆不孝更是天誅地滅，這種“束縛馳驟”的封建禮教，流弊百出，過度地強化“孝”字，勢必造成人性的窒息。此時孔融主張出爐，從“無恩”推論出可以“不親”與“不孝”。從曆史的角度看這種主張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對禮教的抗爭與反叛，而且挑戰的對象正是他的老祖宗孔夫子，單憑這種勇氣可以說是千古第一人。其實，孔融是一個十分孝順的人，在當時的青州即有大孝子之美名，但很顯然孔融之說與社會主流不合，最終被曹操在《宣示孔融罪狀令》中叛以極刑，所列眾罪遠不及此罪也。
孔融把生子一概視為“情欲發”很是不妥，這裏模糊了“有意”與“無意”的概念，絕對論當有失偏頗。“父之於子，當有何親”更是過於偏直。十月懷胎之累，孕生誕育之恩，又怎能說無親無情？而“物寄瓶中”語顯尖刻，意屬薄情且比喻失當。
人們不禁要問，孔融之說是對還是不對？盡管人們私下裏不得不承認孔融說得有理，一旦公開講出又怕被人扣上“不孝”之罵名，如胡適在答複汪長錄的信中說：“‘父母與子無恩’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胡適的矛盾心理，不敢麵對現實的扭捏之態依稀可見。對此敢於旗幟鮮明表態的還是我們“偉大的旗手”魯迅先生，他在1919年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對“父母與子無恩論”做了直截了當的申明：“食物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後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於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於子女當然也不算恩。前前後後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後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孔融的宏論，動搖了千百年來父母以生命的賜予者自居的地位，擺正了父子關係，他的人本思想，特別是人倫之道對後世影響極深。家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親子關係又是親屬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無論是父母還是子女都應正確認識彼此關係，明確各自的責任與義務。“事是無恩卻有恩”。子女當以孝敬父母為人生信條，以實際行動報答父母的生育之情和養育之恩，當然，父母也不應“居功”與“市恩”，“每以孝思繩子女”，過高地苛求子女盡孝。唯此，我相信美好與幸福將縈繞在你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