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其任期內，爆發的盧旺達大屠殺事件中，其代表美國的一係列不作為甚至阻撓聯合國幹涉的行為，客觀上縱容了胡圖族極端分子的殺戮，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她通曉英語、捷克語、波蘭語、俄語和法語，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國務卿。約翰·溫斯頓勳爵說：“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能夠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勢，從中提煉清晰的觀點。”
少時離鄉
馬德琳·科貝爾·奧爾布賴特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國務卿，她身材矮小，體型微胖，且喜歡身著紅裙，這些連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聲望，使她贏得了紅裙“鐵娘子”的稱號。
1937年5月15日，奧爾布賴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瑪麗娜亞·科貝爾。
二戰爆發前，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是捷克斯洛伐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新聞官員，他是一位年輕有為、雄心勃勃的外交官。1939年3月15日，納粹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奧爾布賴特的一家與許多捷克人一樣，都在設法要逃離戰亂的國土。
1939年3月25日，即納粹占領的10天以後，奧爾布賴特一家拿著偽造的通行證登上了開往貝爾格萊德的火車，但是在貝爾格萊德僅僅滯留了兩周後，奧爾布賴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臘，後來又從希臘轉道目的地——英國。當時的奧爾布賴特還是一個滿頭金發、有一雙大眼睛的、非常可愛的小胖姑娘。
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到英國後，曾經在兩家報社當了一段時間的新聞記者，之後，他幫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國組建了政府情報部。
不久，為了能夠及時地把有關戰爭的消息和振奮人心的信息傳遞給國內，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決定在倫敦建立自己的廣播處，以利用英國廣播公司舉辦自己的廣播節目，並同時委派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擔任廣播處的負責人，這個職位實際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廣播電台的台長。
這一時期，父親的工作並沒有給年僅3歲的奧爾布賴特留下多少記憶，反倒讓女兒常常對從廣播裏傳出父親的聲音感到納悶，對年幼的奧爾布賴特來說，“她搞不懂，爸爸是怎麼進到廣播裏麵的”。
1940年的夏天，納粹德國對英國進行了持續長達13天的夜間空襲，炸彈的呼嘯聲和爆炸聲響徹倫敦的夜空。這期間，奧爾布賴特一家為躲避空襲曾經和鄰居們一起藏身於公寓的地下室，潮濕的環境和布滿管道的地下室並沒擊退人們的樂觀主義精神，大家喝著防空隊員提供的茶水，吃著塗有豬油和鹹鹽的黑麵包，有躲在一邊看書的，有三五個聚在一起侃大山的，還有同孩子們一起玩遊戲的……
整個地下室就像是一個熱鬧的社交場所，這時的奧爾布賴特僅是一個4歲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潑、可愛動人，是防空洞裏所有人打破沉寂的樂子，當時的紅十字會曾拍攝過有關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奧爾布賴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愛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隻長耳朵、粉紅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一天，伴著刺耳的呼嘯聲和強烈的震顫感，一枚炸彈重重地落在了奧爾布賴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這枚炸彈卻沒爆炸，等到專業的清理未爆炸彈人員趕到現場並拆開炸彈後，他們發現在這個炸彈裏有一張捷克工人留下的紙條，上麵寫道：“別緊張，我們製造的炸彈永遠都不會爆炸。”
二戰結束後，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出任駐南大使館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奧爾布賴特的父親踏上了美國的國土，他是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當時聯合國克什米爾委員會工作的。
在聯合國工作期間，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以及他本人的意識形態、政治觀點的背離，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向美國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難申請。
1949年3月，杜魯門政府正式批準了奧爾布賴特一家的移民要求，從此，奧爾布賴特一家開始了他們在美國的人生曆程，奧爾布賴特的人生從此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轉折。
由於童年時曾經在幾個國家間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語和英語外，奧爾布賴特同時還通曉法語、波蘭語和俄語，並能說一些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地亞語。
科貝爾一家原本是猶太人的後裔，為忘卻二戰中猶太人的悲慘經曆，科貝爾一家定居美國後改信了天主教，奧爾布賴特也是後來才從報道中得知自己曾經是猶太人。
雖然奧爾布賴特一家躲過了納粹的迫害，但童年時代的顛沛流離生活使她對納粹統治極為反感。奧爾布賴特本人曾說過，這一生中對她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之一便是納粹德國的陰謀。童年的逃難經曆也使得她對難民頗為同情。
中學畢業後，奧爾布賴特先拿著獎學金進入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學院。在求學的同時，她還擔任了校報的編輯，這為她以後駕輕就熟地與新聞界打交打下了基礎。奧爾布賴特在韋爾斯利學院認識了她後來的丈夫、一報業大亨的繼承人約瑟夫奧爾布賴特。
1959年，奧爾布賴特畢業僅3天後，就與約瑟夫結婚了。她說，當時自己感覺就像童話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臨到我身邊，”她在回憶錄中曾寫道，“我試了試那雙水晶鞋，正合我的腳……在童話中，這就是幸福的結尾了，而在現實生活中，這隻不過是新篇章的開始”。
婚後，奧爾布賴特第一次懷孕並且生下了一對早產的女嬰——艾麗斯和安妮，不過，她們兩人都頑強地活了下來。但在她第二次生產過程中，嬰兒不幸夭折。第三次懷孕，奧爾布賴特終於產下一個健康的女嬰，起名叫“凱瑟琳”。
隨著女兒們慢慢長大，奧爾布賴特也開始涉足政界，從最初民主黨的一個籌款人幹起，直到進入了白宮。
初涉政治
奧爾布賴特與國際政治結下不解之緣，與她的父親約瑟夫·考貝爾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她的父親曾經任丹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後來又擔任丹佛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常常有一些學生到家裏做客，與父親分析國際形勢，談論外交政策。勤奮嚴謹的父親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師，他的嚴格要求讓奧爾布賴特從少年時代起就已經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
奧爾布賴特對父親的熱愛與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國務卿宣誓時，她曾稱父親為“教我熱愛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貝爾的曆史中還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兒卻從沒在公開場合討論過。要想了解奧爾布賴特，就必須了解約瑟夫·考貝爾。他們父女兩人在學術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們都是睿智聰明且擅長社交的外交家，能說6種語言，可讀8種文字。考貝爾有一種神奇的生存本能，這種本能使他放棄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並且又隱瞞自己的宗教傳統。
考貝爾的後半輩子在丹佛大學教歐洲史並指導二十幾名學生。他的女兒瑪德琳是他最專心的學生。正是他讓瑪德琳知道，一個領袖必須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講述清楚，因為在危急關頭，除非公民們知道某件事將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否則他們是不會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貝爾曾經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杜接·貝奈斯和外交部長傑恩·馬薩裏克的忠實助手，但他卻批評這兩人對慕尼黑協定的處理方式，因為他們沒有向捷克人民解釋清楚。考貝爾還認為，如果貝奈斯稍微修飾一下，使他的外表顯得更有個性的話，那麼他可以成為一個更有效的領袖，考貝爾認為“他那毫無吸引力的外表減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覺或不自覺中，馬德琳·科貝爾·奧爾布賴特有效吸收了這些由父親傳授給她的教訓，她的父親對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為她一有機會就拿到美國領導人政治台麵上的東西。把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簡化成可貼在汽車保險杠上的小標語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領之一。
在奧爾布賴特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的起落與民主黨的興衰息息相連。早在大學時代，她就參加了民主黨人芍德萊史蒂文森在1956年的競選總統活動。
1955年，當奧爾布賴特憑獎學金進入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後不久，她就一邊讀書一邊積極參與《韋爾斯利新聞報》的工作，且曾經一度是這份報紙新聞版的副主編。《韋爾斯利新聞報》是一份以反映校園生活為主的周報，然而，出於對政治的偏愛，奧爾布賴特不時撰寫一些有關國內政治方麵的文章。1958年，奧爾布賴特就曾為肯尼迪來韋爾斯利以競選參議員連任而寫過新聞報道。
同時，奧爾布賴特從她的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坦率性格，也成為她日後在一個男人當權的社會裏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寶。從她在比維爾小學理事會任職時，這種性格就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裏與她共過事的博斯德曾經評價道：“我欽佩並欣賞她的思維方式，她是個非常誠實的女性，遇到問題迎刃而上，不避不閃。”當她在聯合國工作時，這位已經逐步適應其職業生涯的政壇新星更加顯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經明確表示欣賞她那種不拐彎抹角的直率，曾經與奧爾布賴特有過密切工作往來的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溫斯頓曾說道，即使產生暫時的爭執，但與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諾諾，沒有原則的人相比，他更欣賞奧爾布賴特的坦率。
奧爾布賴特是絕對的學者出身，她擁有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因而她也具備作為一個真正學者的特質：堅持主見，有獨立的思想和主張。早在少年時代，奧爾布賴特的這種獨立意識就強烈地表現了出來，當她還在肯特讀中學時，“她總是捍衛民主黨一方的主將”。
韋爾斯利學院的座右銘乃是：“不需別人照顧，但需照顧別人”，並且有著“走出韋爾斯利，讓世界有所不同”的傳統。如果照此標準，奧爾布賴特無疑是韋爾斯利學院最好的學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對這些標準的精彩演繹。正如約翰·溫斯頓所言：“奧爾布賴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一個徹頭徹尾的女人，熱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豐富。”
1972年，35歲的瑪德琳初次踏上與政治相關的工作崗位，她的工作是為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S·馬斯基籌集資金，同時負責國內政策和立法問題。
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職一年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克紐·布熱津斯基曾特別邀請奧爾布賴特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會聯絡員。
奧爾布賴特在七八十年代所做的政治工作也與民主黨相關。1976年至1978年，她是民主黨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的首席法律助理，前總統卡特當政期間，她的老師布熱津斯基挑選她進入由他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負責處理與國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