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歲月風雲
作者：鄭謙
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可以說由來已久。能不能夠、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係著中國共產黨和現代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從中國共產黨成立那一天起，實際上就開始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有“兩次曆史性飛躍”，探索出兩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在總結建國30多年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90多年的曆史、3個曆史時期、17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在曲折中不斷地走向高級形態，實現了兩次曆史性飛躍，探索出兩條中國特色的道路，創立了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三大理論成果，生動地展現了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發展的曆史脈絡，解決了和正在解決著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麵臨的兩大曆史性任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過程和基本特征。
中國共產黨的90多年曆史可以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這個3個大的曆史時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新中國成立以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準備時期；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曆史性飛躍。
第一個曆史時期：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28年中，黨共召開了7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了中華民族麵臨的第一個曆史性任務，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
1921年7月召開的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難探索。黨的一大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定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因當時黨還處於幼年期，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理解及兩者的結合都知之不多，不懂得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與聯係，不懂得需要經過什麼步驟才能最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懂得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所以，一大主張在中國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製定出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明確綱領。
1922年7月，在經過一年實踐基礎上召開的黨的二大，不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原理還是對中國國情的認識，都較一大有了長足的進步。二大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第一次全麵係統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特點，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和各個階級的政治態度，科學地確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提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次提出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提出了黨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和鬥爭策略。與一大相比，二大提出的統一戰線思想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奠定了思想基礎。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發展了一大黨綱，對於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表明，黨在中國革命最主要的問題上，已經開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為繼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礎。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基於對中國國情進一步深入的認識，確定以國民革命為黨的中心工作，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第一次戰略轉變，即由反封建軍閥的工農民主革命為重心轉移到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軌道上來，由以反對資本家階級為目的的工人運動轉到以反帝反封建為核心的國民革命運動上來。三大對中國的社會性質、階級關係、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特別是黨在國民革命中的責任等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都做了比較明確的闡述。三大強調：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同時又強調應保持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黨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形式的確定，使黨“已經找到了實際工作的正確道路”，開啟了黨的統一戰線的先河，為黨走上更廣闊的舞台，擴大各地組織的活動範圍和為黨的組織工作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25年1月召開的四大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地）參加，並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大會強調了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明確提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軍，闡明了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四大在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同時，也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建設。
1927年4至5月在武漢召開的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的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全麵的批判，為3個月後的八七會議最終結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央的右傾錯誤準備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五大發展了四大的思想，提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要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實現。五大還提出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一係列重要原則，這些都是符合中國國情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為後來的土地革命做了認識上的準備，被以後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6至7月，黨的六大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於莫斯科召開。六大正確地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後的政治形勢，肯定了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仍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行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號召發動群眾和武裝鬥爭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以工農為代表的蘇維埃政權；明確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具有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等。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在當時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但是，六大仍然存在著對革命的長期性認識不足，主張城市中心論，對中間階級兩麵性、反動勢力內部矛盾缺乏認識等缺點，因而提出過一些脫離國情的策略主張。其原因就在於照搬馬克思主義某些原理，對中國國情特點了解仍不深入。
六大以後，經過7年艱苦卓絕的奮鬥，黨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逐步走向成熟。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上的領導地位，為中國革命從低潮轉向勝利準備了條件。但這個確立還隻是開始，到完成還要有一個過程。此後，在克服了王明路線右的方麵的幹擾後，到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會上，毛澤東在黨的曆史上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這是一件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曆史意義的事情。他針對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的傾向，鮮明地提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隻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928頁）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得到黨內普遍的讚成，增強了全黨克服教條主義思想的自覺性。
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到抗日戰爭後期的10年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對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不斷總結，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律有了更為深刻和完整的認識。10年探索使黨基本上明確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係列根本問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概念；明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毛澤東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實現曆史性大飛躍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