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五年的北方諸省，戰亂不斷，災荒連年，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但是在昆明，在華夏的西南，卻是一片繁華。
大街上，黑色的公共馬車從主道中間輕快跑過，隻有快到固定接客點，馬車夫才拉住韁繩把馬車停了下來，二個彝族服飾打扮身肩挎小背簍的婦女背著她們的孩子一邊說說笑笑一邊掏出四張麵值100文的銅錢票遞給馬車的售票員，然後上了車。
各種小攤小販沿街叫賣，但是誰也不會去阻礙主道的暢通。穿著和西南新軍製服款式接近，但是顏色卻為黑色警服的巡差正盯著每一個過路的人，遇到不守規矩的人他們會毫不客氣的用自己手裏的警棍教會他們規矩。不過由於俸祿高，監管嚴的緣故，他們並不敢公然索賄和敲詐勒索，私下就不得而知了。
西南軍政改革之後，衙門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把審案和治安權分離了。地方衙門被一分為三，知縣負責行政和案件初審，縣丞和主簿協助，縣尉負責治安。雖然品級上依然知縣為尊，但是已經沒有往日三權合一的威風。至於最終審案斷案的權力則有專門的府城斷案通判全權接管了，沒了最後斷案的權力，這知縣的地位自然是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張振嶽設立的諮議局具有監督作用，這官員的日子真的是差了不少。
衙門權力分了，這下頭差役自然也有區分，縣尉下頭的就設立了由巡捕房和坐探房組成的公差隊伍，官府對於地方的控製也由此進一步上升。
在這一片的繁華中，有二個身穿便服的年輕人正在西定門大街二環路上一邊走一邊聊著。
“太衝兄，現在對國公爺可否還是當初那般不屑啊？”問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督師府下十一司中錢糧司主事顧炎武顧忠清。
“忠清弟說笑了，這二年在西南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讀書萬卷不如經世致用。看著這昆明繁華的生活，享受著四季如春的日子，我甚至都不去想浙江家鄉了，至於對國公爺自然是要佩服的，這點麵子為兄還是能舍得下的。”回答顧炎武的是選官司主事黃宗羲黃太衝，二年前他們被押送到昆明的時候對張振嶽是恨之入骨，視之為國奸。但是隨後他們被強行送入南洋行政學院學習，在這裏，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大開眼界。
張振嶽每個月都會抽空到這個學院講課一次，最初幾次自視才高的黃宗羲還跟張振嶽辯論了幾次，可是後來他就不得不承認，國公爺可以為吾師。沒辦法，單單是一個問題，黃宗羲就說不過張振嶽，這天下究竟是一人之天下，還是萬萬人之天下。這個時候的黃宗羲自然還是堅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以三言二語他就被張振嶽給說啞巴了。張振嶽在這些人眼中一貫的粗魯武夫形象也大大改變。
臨近畢業，已經認命，已經準備去下頭某縣當個縣令的黃宗羲等人突然接到命令去督師府報道。隨後張振嶽和這個“秀才班”的二十九個學員進行了徹夜長談，其中九人被留下在督師府公幹，其餘二十人則被委派到雲南布政司、貴州布政司、廣西布政司、中南布政司和新華布政司五個布政司擔任學政、參政、通判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