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為了追求更理想的東西而輕信一些野心家的話，結果最後發現自己真的上當受騙了，獨立人格的缺乏是這種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我們毀掉的往往是幸福，我們得到的往往是災難，這才是甲申三百年祭真正的內核。
對於已經日落西山的大明王朝而言，這幾年就是噩夢一般的存在。
首先是李自成在河南成了氣候，先是攻破洛陽，生吃了福王（曆史上著名的福祿宴，這就是所謂的革命領袖，和非洲那些軍閥有何不同?），然後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
緊跟著，為了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夢想，身為革命領袖的李自成喪心病狂的扒開了黃河大壩，終於在第三次攻堅戰中利用水攻攻陷了省會開封，大明名將傅宗龍和三邊總督汪喬年兵敗被殺。至於那些據說是一心迎闖王的百姓被淹死多少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隻知道洪水過後，參加闖王大軍的人就更多了，原來革命隊伍就是這麼壯大的。
而大明這邊，在河南諸多流寇未平之際，居然不相信“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傻乎乎的派出洪承疇大軍去鬆山和建奴決戰（主要是給祖大壽去解圍）。事實證明，深得崇禎帝信任的洪承疇的實際才幹跟袁崇煥還是有差距的，並且這個差距不是一點半點啊。由於洪承疇調度不得法，加之吳三桂等人一看老洪有點水，當機立斷臨陣脫逃，最終剛愎自用的洪承疇全軍覆沒，其本人也成了建奴的俘虜。
軍事雖然隻是政治的延續，但是軍事上的連連失敗反過來必然會影響政治。崇禎帝已經不敢拿帶兵的武將開刀了，他能做的隻是處死自己還能處死的官員。這麼一來，大明的官員就更加信奉所謂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絕對沒得錯”的官場哲學了。無論崇禎帝問什麼，這些人都跟廟裏的菩薩一樣，眼觀鼻鼻觀心，反正就是不開口。
不過在兩點上他們很堅持，第一是在錢的問題上，加稅是不行的，還是請皇上開內帑，似乎崇禎帝的內帑還有很多錢一樣！非加不可了，他們也不是按照富者多收，窮者少收或免收來執行，而是強調聖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樣收吧，也不管這樣會給叛賊增加多少兵力。或許在他們看來，改朝換代和他們關係不大，隻是換個對象山呼萬歲罷了。
這官員的心態還隻是一個方麵，更嚴重的是朝綱的崩壞，在大明三百年的曆史中，文官的地位是高於武將的，後人一度認為明代不尚武的原因在此。其實是誤會，明代軍事力量衰敗跟文官的政治地位高於武官無關，而是整個軍事體製打朱元璋哪裏就開始埋下禍根了。將軍的兒子還是將軍，或許能出戚繼光這樣的將才，但更多是廢才。強調血統的人實際上是最自私最愚蠢的，不但害了國家民族，也同樣害了自己的子嗣。
現在好了，文官壓製武官的體製在左良玉、賀人龍等人的破壞下終於被瓦解了，軍閥時代來臨了。左良玉割據湖廣北部（就是今天的湖北，因為湖南被李岩帶著白虎軍給占領了）就不提了，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這著名的江北四鎮是怎麼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