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擊是在十二月初三，鄭三多他們選擇了一個非常適合伏擊的地方，而紅娘子的軍隊則在離此五裏的地方待命，隨時策應。
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離他們預設的伏擊地點不到三裏的一個山坡上，博洛貝勒和孫茂才透過樹林子看著“義軍”進入埋伏陣地。
博洛貝勒很是滿意的看了孫茂才一眼道：“你的很好，我一定會如實向攝政王稟報你的功勞。”
孫茂才自然是點頭哈腰表示自己是應該的，能為大清效力是他幾輩子修來的福分。
博洛貝勒不再多看自己這個便宜老丈人一眼，他轉頭吩咐左右：“等下下頭一打響，你們各帶一個漢軍牛錄衝下去，主力先不要動。”
外表看起來年輕憨厚的博洛貝勒其實是個很精明的人，他可沒有其他老貴族那種看到敵人就拿刀子上去砍人的衝動。對於那種要麼砍倒敵人要麼被敵人砍倒的打法，博洛貝勒是看不上的。用多爾袞的話說，這是愛新覺羅家族少有的會用腦子打仗的人。至少在多爾袞眼裏，博洛比阿濟格好使，這也是為什麼明知道阿濟格和博洛有矛盾的情況，依然堅持讓博洛前來的緣故。不過多爾袞也知道自家兄弟的脾氣，所以他對於阿濟格和博洛的職責還是做了一個明確的劃分，避免他們互相製肘壞事。
阿濟格統帥正白旗的六千精銳和一萬蒙古騎兵進駐太原，節製山西全境的六萬綠營兵。博洛則統帥三千正黃旗精銳和二萬漢軍八旗，負責北直隸太行山沿線的剿匪事宜，阿濟格的主帥不過是掛一個職而已，畢竟人家也是親王。
漢軍八旗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共同構成清代八旗的整體。其建製﹑旗色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見八旗製度)同。清太祖努爾哈赤時﹐將降服的漢人編成十六個佐領﹐隸滿洲八旗。明崇禎四年(1631)﹐皇太極為平衡八旗旗主諸貝勒的軍事勢力﹐以漢人精於火器﹐撥出漢人別置一軍﹐名“烏真超哈”(“烏真”﹐漢語“重”的意思﹐“超哈”﹐漢語“兵”或“軍”的意思)﹐佟養性為昂邦章京(總管)。十年分為二旗﹐石廷柱為左翼一旗固山額真(見都統)﹑馬光遠為右翼一旗固山額真。十二年分為四旗﹐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巴顏為固山額真。十五年增編為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顏﹑李國翰為固山額真﹐計一百二十九個佐領﹐兩萬四千五百人。進關後﹐因形勢劇變﹐陸續編進了新投降和改編的漢人官兵﹐發展為二百七十個佐領﹐兵額兩萬人。編製擴大一倍多﹐兵額卻少於初建。官多兵少﹐體現了籠絡漢降官的政策。
清朝占領關內以後，漢軍八旗又對局勢的穩定起到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他們幫助滿洲統治者適應中國國情，因地製宜，繼承明製。其中範文程、寧完我、張存仁、洪承疇等幾乎以“特別顧問”的身份影響著皇帝和大批滿洲貴族。在大政方針上，除涉及滿洲貴族的特權問題外，其他方麵諸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上均能夠有所提議，並被采納。另外，由於急需說漢語之官員對內地進行治理，曾一度設置漢軍專缺破例進行遴選，一時間各地總督、巡撫多為漢軍出身。在這一時期，民族矛盾仍然尖銳，並非照搬明製就能夠直接解決，所以漢軍對清朝統治者的輔佐成為了滿洲和漢人中間的一個緩衝點。漢軍在二者中間找尋出一條既不冒犯滿洲貴族特權，又將政策調節到漢人可以容忍的底線，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沒有漢軍八旗的從龍輔佐，清朝統治者未必能夠奪取中原地區，並建立穩固統治。隨著清朝政局的逐漸穩定，滿洲統治者經驗的逐漸豐富，漢軍的作用才開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