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鬆浦書院今天正式開壇了。
我們知道，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是當時與官學並存的高級形態的私學，一般為著名學者創建或主持，開展研修、講學、藏書、接待遊學等諸項活動。書院的名稱始於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其後才發展成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但在唐一代，書院數量不多，規模不大，影響也不廣泛。發展到宋代，在朱熹等人的倡導下，學者大儒往往依山林建書院，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使得書院成為當時思想文化的重鎮。我國古代的四大書院即形成於這一時期。其後元明清數百年間，書院雖“幾遍於天下”，但因科舉考試的盛行，使得書院逐漸淪為科舉考試的附庸，與官學並無大異，其切磋經籍、探微索奧的學術精神已喪失殆盡。清末廢科舉，各地書院陸續改製學堂，成為以後學校的基礎，書院製度至此終結。
縱觀書院千餘年的發展史，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至今餘波猶在。目前國內存留的古書院中，以湖南的嶽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等較為著名。而能夠發揮書院的現代功能、繼續開展講學傳播學術的，僅有湖南嶽麓書院一家。江西的白鹿洞書院雖然聲名遠播，但建國後學術不興。河南的嵩陽書院則完全蛻化成為一處文化旅遊景點。古代書院的文化傳統和學術精神亟待繼承和振興。
書院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學術研究機構。書院的主持人或講學者多為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書院往往就是某一學派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的交流和論辯。特別是南宋以後書院盛行的“講會”製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不僅師生共同參加學術爭辯，而且常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使書院成為一個地區的教育和學術活動的中心。書院實行門戶開放，一個學者可以在幾個書院講學，聽講者也不限於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師而遠道前來者，書院熱情接待，並提供各種方便。
這些都是中國古代書院有別於現代教育製度的優秀學術傳統，是書院的精神基石。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借鑒國內外一些著名的藝術村、寫作中心的模式和經驗，進一步發掘和拓展書院的功能，使之科學化、現代化。萬鬆浦書院實行院長負責製，日常學術業務工作在院長指導下進行。書院下設圖書館（含圖片庫）、出版部（含網站）、辦公室等部門，主要功能是日常辦公、學術會議、專項研修、圖書編輯和圖書收藏等五項。書院將聘請國內外文化界和科技界享有盛譽的專家學者為院士，定期舉行專題性學術研討活動，參與專項科研項目，指導研究工作。書院還專門成立了研修部，重點支持專家學者的專題性和單元式研修。書院藏書以研修必備的工具書和大型套書為主，兼顧具有版本價值的特類圖書，原則上求質不求量，對研究者開放。
書院今日的開壇，標誌著書院在前行的路上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相信在大家的關心和愛護下，在所有熱愛書院的人們的共同努力下，它將成為半島乃至全國的一座重要文化設施，形成自己的文化吸納力和輻射力，吸引海內外高層次的專家學者參與文化活動。
萬鬆浦書院的建立，必將為齊魯文化的傳承，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2007年9月29日
書院的思與在
有朋友從遠方來是讓人特別高興的事。近處的朋友更是經常來，他們和我們一起工作。遠遠近近的熱心人聚集到這裏，還有不定期來此工作的“義工”。我想可能因為這兒是書院的緣故吧，所以才有了一些友誼的、精神的聚會。我以前談到書院時，曾試著說明白她的一些特質，就借用了楚辭裏的一個詞，說“書院”這兩個字當中有一種“內美”。我想現在不是別的，正是這種“內美”將一些朋友吸引過來。當然這種“內美”還需要今後我們一起去發現，看看這其中到底有些什麼。
我以前想象的書院不是熱鬧地方，不是廟宇，不是旅遊景點，不是一個機關或什麼事業單位。她清寂單純，就像一個粗手大腳的勞動者微笑著站在野外。說是這樣說了，她美好的內容還需要許多人去一起挖掘。
但是我也知道，這種工作千萬不能急躁，不能焦躁，也不能因為有人不理解，來參與她的事情，就不高興。因為大家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理解的現象。相互啟發，用美好的心情吸引對方，事情就會逐步幹好。這個過程可以說是我們在尋找一座現代書院，一座現代書院也在尋找我們。這是一種雙向選擇式的、人與事物的一場美好遭遇吧。
有人說既然是繼承古代書院，那就依樣去做就行了，隻要不走樣就行了。其實哪有這麼簡單。現在畢竟不是古代了，再說古代的書院也有各種主張，傾向也不一樣。曆史上一度書院很多，多到了泛濫的程度，但這並不等於學術和教育的繁榮。一些家族私學，一些簡單的藏書之所，都冠以“書院”的大名。比如現在，連一些書法和畫畫的場所也叫什麼“書院”，在概念上真是荒唐得可以。當然，關鍵問題還不是名稱。
最美好的東西，一些人物，一些理念，在曆史上由最優秀的書院傳下來了。書院有一些偉大的主持人，當時叫“山長”。就因為他們的精神在那兒，書院也就在那兒了。關鍵是堅持和專一，頭腦既清楚又執著。從古到今的道理都是一樣的，生活在任何時代裏的人都要有愛心，都要愛得深刻，然後做事情的目標也就有了，態度也就有了。如果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不關心人，不憂患世事，沒有文化上的堅定性和責任感，隻想有點“說法”，就會成為一個酸腐文人，就沒什麼意思了。
一想到書院就想到誦經。經是經典，當然不會是一般的佛經。是需要誦經—讀經。書院如果不守住中國文化之根，那就非常可疑了。近百年的中國曆史中，中國文化之根並非是逐步強固的過程，這個毋庸諱言。可以想象，我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如果出現了一批深入研習中國文化的年輕人，而且能蔚然成風，我們的民族就好了。這才是時代的覺悟。許久了，博大精深的文人或者無聲，或者做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並且因此而得到了不適當的推崇。長期以來，我們不僅沒有了錢穆這一類人，就連南懷瑾這樣的先生也沒有。所以我們今天的書院不得不再一次強調：從頭讀讀四書五經吧。
現在有些文學人士，一開口就是杜拉、杜拉，昆德拉、昆德拉。總這樣“拉”也不行，因為太簡單了，太偏食了。誰還能指望這樣的文學有什麼深度呢。中國的文學必然是從自己的沃土上茁壯而生的，這個不必懷疑。
當然，就書院來講也有個麵向世界的問題。全球化時代不是我們的理想，卻是一個潮流。我們在這個時代裏將有自己的對應，所以還是要聽到窗外的風雨之聲。所以我們的書院沒有建在山東腹地，沒有在鄒縣和曲阜這種地方立足。但問題是這兒海風太強，搖搖欲墜，中國文化的磚石更要好好壘起來才行。也許我們根本就不能做成什麼大事，既不能驚天也不能動地，但我們為一種文明的傳承堅持了，做了，盡力了，這就很好吧？這也可以算是過去說的“大事”。書院存在下去，這真的是一件大事。
從曆史上看，書院是高級形態的研究和教育機構，不是培訓班之類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學。她首先需要相當的能力，具體說來就是能夠與一個時期最高層次的思想和文化對話。沒有這種能力，也就成了遍地皆是的私學和官學，或者狹隘，或者辦成平庸的廟堂。她屹立於天之一角、一隅，正好得之於偏僻。她有時也可以沉默，可以不發聲，但是她要存在那兒。她任何時候都要有自己的磁力線，要輻射和切割，要生電。
惠特曼說：“我歌唱帶電的肉體。”他其實是歌唱真正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古代，那些著名的書院哪個不帶電？不帶電的肉體隻會是淫蕩的肉體，不帶電的書院也必會是一個空有其名的俗物，變成一些好事之徒的俗膩場所。
學者來了，要住一段時間，每一次都會有特定的安排，比如和大學搞一些活動，製訂較為完整的學術研究計劃等。比如某個學者來書院，計劃是半個月的時間，到哪些大學去、有哪些大學來，研究的題目是什麼，等等。書院聯合了五所大學一起推進學術，以後還會有更具體的目標。但這隻是形式，重要的還是內容。學者把美好的心情和理想一起帶來，彼此感染，這樣天長日久必有好的收獲。我們這兒有安靜的自然，有大海和樹林，它們也構成了強大的內容，也是力量。大自然有滲透力，有參與性。我們這兒的學問與鬧市裏的學問肯定不同，如果一樣，我們為什麼要在海濱叢林中建一座書院？
古代的書院都有獨立的院產，大半建於山中大野，所以主持人不叫“院長”而叫“山長”。這種僻遠開闊的環境有利於大思大悟，有利於生長真正的見識。在這裏既是讀書，更是讀山林土地。紙上的東西與地上的東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創見就會滋生出來。我們現在常見的毛病是從書本到書本，從文字到文字，寫作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投射：每個人的語調都差不多，都是一個調門，好像他們在按一個曲譜唱出來一樣。他們沒有自己的語言，不會說自己的話。我們知道，在生活中，那些結巴越急越說不出來，這時候就得讓他們按照一個曲調唱著說。現在，那些寫作者當中，時代的“結巴”比比皆是。你隻要打開一本書、翻開一篇文章，馬上就會感受一種熟悉的語調。為什麼？因為這些寫作者隻是讀書，而且都在讀一個時期最熱鬧的書，並不讀山林大地。沒接上地氣的文字，沒接上地氣的學問，終歸不會有什麼驚人之筆，不會有什麼大的價值。
書院與一般學校的區別會很大的。這裏可能不那麼授課。來的學者和老師也不會那麼教。這裏要盡最大努力自然起來，衝一衝現已形成的那種僵死的假學問以及傳授方法。至於常常說到的“人氣”，這兒倒不太追求。我們說過，這兒首先是一個拒絕的地方，而不是一個接納的地方；這兒是一個寂寞的地方，而不是一個熱鬧的地方。這一點我們不會懷疑。這看起來無非是人多人少的事情，其實是書院之根。書院這樣的地方如果熱鬧了，人的頭腦也就熱了。所有的壞事、不得當的事都是頭腦發熱才辦出來的。還是得冷靜、安定，這些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了。因為還是喜歡熱鬧的人多，有人想天天過節，而不是想天天學習和勞動。
這裏一旦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的，我們也就完了，書院的精神、整個的立足點就會七零八落，甚至會完全散掉。有人要在這個喧囂世界的一角傾聽、思悟、揣摸，還有遙望。我們不能慌張，就像這裏的大自然一樣，沉靜如一地生存。大海和鬆林從來沒什麼慌張，隻有風中的海濤和鬆濤。這是它們在激動，是它們在常年累月的沉默中養成的能量在釋放。
最了不起、最有創建、最有見解的那些學者專家，包括藝術家，既然熱愛自然，就會與我們的書院聲氣相通。心通了，來不來這裏倒在其次。無論從遙遠還是從近處，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他們如果親臨其境當然也是書院的福，他們如果不來，我們也會從遙遠的聲音中聽到他們。
錢穆先生當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很不簡單，那時的艱辛不可想象。他那裏名為書院，其實不太具備傳統書院的一些要素。他大概是瞅準了“書院”這兩個字的內美。他要把書院的精神保存下來，結果做了許多事情。一個生在亂世的人，做了文化傳承的工作，做了保存讀書種子的工作，這就是勇者之事。勇者，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逆流而上。這樣的人稍有成就即是大得。他們才是民族的中堅。有人以為奪到一塊地盤才是大業大勇，這是極其粗淺和庸俗的認識。實際上，有形的地盤要失去太容易了，而文化的根基一旦立起來，卻會最終決定著一個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在汙濁的世風之下，精神是向下的，這時候正義不存，倫理不守，離一種文化崩潰的時間也就不遠了。是不是到了文化崩潰之期，得看兩種人，一是知識分子懂不懂廉恥，再就是要看看更年輕的人，比如青少年學不學好。青少年向不向善可是大指標。如果相當數量的青少年樂於表達醜惡、變得心懷惡意並且沾沾自喜，那麼這個文化崩潰之期也就不遠了。文化崩潰了，一切幸福都談不上了，一切希望都談不上了。我們所說的文化是中國文化，我們的根在這裏，學習西方隻為了更新和吸收，但不能連根拔脫。一個民族的衰敗，最終都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文化崩潰了。書院不過是文化之堤上的一些小小磚石，但能做小小磚石也是無上光榮的。
新亞書院當年在香港找了一所樓房，是幾層樓中的一小部分，學生都睡在走廊裏。那真是辛苦。可這些物質條件似乎並不特別重要，錢穆先生還是做了許多事。所以品格和力量這二者，品格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了品格，力量才會有。我們的書院如果講生存，還是比新亞書院講究多了，可以說好上幾十倍。可是我們一定就能做成什麼傳之久遠的事業嗎？這就看我們的誌向和心力如何，看我們是否具有持之以恒的品格了。
我們一開始要在兩個方麵堅持做下去。一個對外，一個對內。兩個方麵相互統一，互為表裏，互為依存。對內即書院內部的人怎樣、書院又建立了怎樣的日常規範。現在看沒有比內部的風氣再重要的了。因為風氣不是一日生成，風氣是人在時間裏養成的。書院的人對真理的愛，對世事的關切，在文化上深沉的使命感、責任感，是最為重要的。不要以為書院看起來有這樣好的設備，這麼好的環境，這裏的人就一定會愛惜。因為把一種美好的東西摯愛到底也並非一件易事。人最後背離了理想，走向了反麵，變質了，這並不罕見。一起同甘共苦搞建設難，一起在初具規模和規範的環境裏堅守下去更難。
我想這兒是渴望求知的地方，也是樸素向善的地方。這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吃飯單位，尤其不是通常所說的一份職業。今天做書院的人，其職業感受越少越好。我們是在做一種時代的非常事業，這是自信的事業，獻身的事業。這不是僅有一份職業的勤奮就能做好的。有人說在這裏要修身養性啊，要讀書啊，這是不言自明的。性是性情、個性、品性、命性吧；修身，古人說得再清楚沒有了。“文革”當中有一句語言通俗易懂，就是“打鐵先得自身硬”。我想所謂的“對內”就是這麼一回事。書院裏的人，應該有無形的徽章。比如說這些人很安靜，很和藹，有教養，有內力，有獨立思想性。能這樣就很好了。
對外當然要做些事情。比如辦網站和與大學的合作，都是要求很高、起點很高的事情。一般的做並不難，做到了好處就難了。中國的專業網站已經不少了，書院的網站有什麼過人之處？聯合教學和研究也不少了，書院來做又會怎樣特別？有人說書院做出來的更純粹更純潔，可僅僅這樣也還不夠。怎樣貼著事物的真實往前走，這是最難的。不沾染任何時髦習氣，踏實求真，這也很難。
就說現在的教學吧，千夫所指，因為它已經形成了許多非常荒唐的東西。我們書院介入教學，還要從頭開始。我們首先是設法把人從一些放肆的胡說和可怕的教條中解脫出來。引導人去悟想、能理解，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人不斷地問：書院究竟做什麼？我看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多到了不知從哪兒下手才好。但我想凡事不要嫌小，隻要有益就值得認真做下去。小事嫌小，大事又做不好，結果就是荒廢，最終就會變得中空無聊。
剛才有朋友說到了美國的梭羅研究，說到了梭羅故居開展的事業。他們這一夥人就在林子裏的幾幢木屋中，那兒是梭羅生活過的地方，他複原的小木屋就在一旁。這是美國的康科德小城西郊，我以前也去過，去過這個研究中心。其實一個梭羅有什麼可研究的？一個著作不多的作家，一個行為引起爭議的獨居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但這對於商業繁榮和現代化的美國頗有吸引力，對於文學曆史淺薄的美國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看過的梭羅研究中心，把梭羅所有的資料、照片什麼的，包括他當年在林中或其他地方生活時用過的、積累起來的一些東西全部收集起來了。他們編書，接待熱衷於梭羅的人，印一些研究資料。他們這種專注的行為可以把梭羅這一件事情辦得更深入、更透徹，而且就在原來梭羅活動和生活的地方做，真是天時地利，沒人能比，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不可能做成這樣，因而他們就是天下獨一份的。想想看，在這個世界上僅僅做好梭羅的事情不也是挺好嗎？他們這些人的工作是充實的、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