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時也會遇上這樣的情境：許多朋友在一起，人家都有說有笑，自己卻有孤獨的感覺。這是因為你跟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就同你突然來到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度一樣，你無法跟周圍的人進行交流，你也無法融入那種熱烈的氣氛之中，你不由地覺得自己很孤單，而他們之間那種熱烈的氣氛更是讓你感覺自己被冷落。要擺脫這種尷尬的局麵，隻有“忘我”。不要老以為你自己高人一等，包括你的痛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誰不曾有過痛苦呢？隻有忘我，融入到群體當中，才會有與朋友傾心交談的可能性。而一個善於與他人交談的人是不會感到孤獨的。
多愛自己一點點
厭煩是時時困擾現代人的一種心態。根據厭煩的對象來劃分，一般有以下三種類型：對世界厭煩，對周圍的人厭煩，還有最值得注意的一種——對自己厭煩。對自己厭煩有兩個因素：一是不明確自己追求的是什麼；二是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值不值得。心理學家榮格曾明確地指出：在他的病人中，有1／3的病人得的並不是醫學上可以確定的疾病，而是對生命價值的質疑，這樣的想法困擾著他們，讓他們想不憂煩都難，而這也是現代人的普遍病症。
人無時無刻不在追求目標，在沒有實現目標之前，充滿期望；實現之後，又毫無感覺，好像那不是我所要的，然後再設定新的目標，繼續做這種遊戲，結果人生成為一個不斷追求虛幻目標的過程，這樣的生命有價值嗎？人們之所以對生命感到厭煩，不能正確認識自己，主要是沒有明確下麵三個問題：第一，我在哪裏？第二，我是誰？第三，我要幹什麼？而這三個問題又是相輔相成的，下麵的一些分析或者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
“我在哪裏”
我們在討論“我在哪裏”這個問題時，可以從下麵兩個角度去思考：生活空間與生命空間。由心理活動所形成的生活空間，可以使我們打破實際空間的限製，有人雖然處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但是他的思想可以通過記憶之門回到昔日美好的世界；可以通過閱讀書刊、看電視，來了解外麵的世界；也可以通過想像，設想光明的未來，而眼前的處境也因此變得比較容易接受。另外，生命空間是我們給自己的終極定位，世上有許多事值得我們關懷，我們應多關注身邊事物，不要將自己陷溺在無意義的困擾中，要追求生存價值並找到自己生命的定位。
“我是誰”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然。事實上，希臘阿波羅神殿裏鄭重刻下“認識你自己”這幾個字，絕不是偶然的，因為能夠認識自己的人實在少得可憐。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在生活中好像披著外殼或帶著麵具，想說的不能說，想做的不能做，相反，不想說的卻不得不說。但是人們一旦遇到了極限情況，沒有任何逃避或退縮的餘地時，他就會坦率地麵對自己做一個深刻的反省與抉擇。極限狀況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生理上的極限狀況。我們的身體健康時，總以為生活是無限的，總覺得自己應該盡量地工作與遊樂，直到生病住院，才猛然感覺到健康的重要性；二是心理上的極限狀況。處順境容易，處逆境就難了。在逆境中，我們常發現自己竟是如此脆弱，需要別人的支持和鼓舞；三是倫理上的極限狀況。我們的倫理規範以“行善避惡”為原則，但是善惡的報應，在現實中卻是一再延誤，並且大打折扣。這個時候就麵臨著倫理上的極限狀況，此時我們就必須清楚地認識自己。
“我要幹什麼”
上述三種極限狀況，對認識自我大有幫助。現在接著要弄清楚的就是“我要幹什麼”這個問題。在心理學家看來，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它就是“自我實現”。但是，光說“自我實現”而不先認清人性的含義，是十分危險的。譬如，文學上得到諾貝爾獎，當然算是自我實現，但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卻自殺了。因此如果認為這些可以由外在標準去衡量的成就，是真正的自我實現，那就大錯特錯了。表現並不意味著實現，表現必須由人群去肯定，而實現則全靠自我的努力。實現可以包含表現，表現卻不能代表實現。儒家的人性向善論，把人的自我實現定位在道德上。他們認為無論你在其他領域成就多麼大，若是道德上稍有欠缺，就還不夠理想，還需要努力。反之，即使你在名利權位方麵一無所成，但在道德方麵領悟極高，也照樣可以堂堂正正做一個人，人的安頓惟在於此。若是追求這種安頓，則快樂時刻伴隨著你。當我們依照內心的要求去做，同時又符合外在既有的規律，與別人建立和諧的關係時，快樂就會像一盞明燈，時刻照亮我們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