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隻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製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隻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什麼便拿什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鄭板橋的這一段話，可以說是他心胸曠達、不為物欲所累的最真實寫照。看來，他是真正悟透了“不患得，斯無失”的人生真諦，所以，他一生生活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愜意安樂。
卻說《資治通鑒》中“崔光取絹”一文，講了一個與鄭板橋人生態度截然相反者的故事，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
北魏建國初期十分強盛，東夷、西域各國每年都向其進貢。又特意設立了交易市場，獲取了不少南方的貨物。到了梁武帝天監年間，國庫全都充滿了。胡太後有一次臨幸儲藏絹帛的倉庫，當場讓一百多位同去的王公、妃嬪、公主憑喜好任意拿絹回去。大家都盡其所能地搬取，最少的也拿了100匹以上。尚書陳留公李崇與章武王元融二人更是因為貪心，扛的絹太重而跌倒在地上，李崇扭傷了腰，元融扭傷了腳。胡太後看了很生氣，讓人把他們取的絹奪了，兩手空空地出來，這件事在當時成為那些達官貴人茶餘飯後的笑料。而侍中崔光隻拿了兩匹絹，胡太後奇怪他為何拿得這麼少，他回答道：“臣子我隻有兩隻手，隻能拿兩匹絹。”眾人聽了，都感到很慚愧。
在當時，李崇、元融官至尚書令、章武王，算是“中央高級幹部”了，什麼樣的場合沒見過？什麼樣的好處沒撈過？結果卻為了幾匹絹帛扭傷了腰和腳，不但顏麵盡失而且在太後麵前摔了跟頭，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實在不值。他們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完全是由於患得患失所致。如果他們不患得患失，怎麼會做出如此愚蠢的舉動？怎麼會惹得太後惱怒，鬧出了一場笑話？又怎麼會被後人恥笑？
然而，除了古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患得患失者亦不在少數。人們對於個人的利害得失，往往容易患一種通病：斤斤計較，相互攀比，吃著碗裏，看著鍋裏。
綜觀人間世事，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這是常理，可有些人總想不通這層理兒，隻要涉及個人利害得失之事，總少不了要去爭，要去鬥，要從爭鬥中得到更多。殊不知這種做法，總會給人帶來莫名其妙的煩惱，難以言狀的痛苦，排解不掉的憂愁。名利盡管得到，可是人的尊嚴喪失了，人的潔淨喪失了，人的品味喪失了……這樣，看來是有所“得”，但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更多？而且這種“得”究竟有什麼意義？
前些年，某雜誌社編輯部評職稱，有一個副編審的指標，競爭者卻有三人。這三人中有兩個是同一屆大學本科畢業，有一個則晚兩年，但文章頗具文采，並且有一篇在全國性的評選中獲獎。若按照論資排輩，這個副高職稱指標要在兩位同期畢業者中選出一個；若按成就大小，這個副高指標則非第三人莫屬。怎麼辦？經單位領導再三研究，再三斟酌，決定從工作時間長的兩位中考慮，那位畢業晚兩年的編輯也主動放棄競爭，待以後有機會再說。可是，那兩位畢業時間和工作年限基本相同者，卻爭執不下，曾多次對論，各執己見，這是正常現象，並無什麼可以厚非的。然而，其中有一位與領導的私交很好，而且善於溜須拍馬、玩陰謀、耍詭計，曾不隻一次在領導麵前揭對方的短，誇自己的長，而且說得活靈活現，神乎其神，並且像乞丐討飯一樣討取名利，像螞蟻儲食一樣攢積榮譽。明智的人縱有天大的本領和業績，也會盡量避免如此行事，免得他人說自己淺薄。功勞、優點盡可讓別人去說，萬不可盲目地推薦、誇耀自己，把自己說成是一朵花，把人家說成是豆腐渣，但此人卻違反常情，竟愚蠢地這麼做了，而且還果真奏了效，最後竟然如願以償。
患得，還是患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