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是戰國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最早提出的，是特定社會背景下的現實角色（墨家），有別於武俠作品裏美化的英雄。我國“家天下”數千年，等級製度森嚴，“賤民”思想“深入人心”，隻有極少數人的自由，缺乏正義和秩序。自由、正義、秩序，正是俠文化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和現代治法精神存在字麵吻合，但其本質上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法治格格不入，“懲惡揚善”恪守的是江湖義氣為主的倫理準則，把實現“武林和諧”寄托於“英雄”，是理想化的“人治”模式。傳統的武俠作品，多以“行俠仗義”為主題，傳承了傳統的俠文化，江湖秩序遊離於法律之外，義氣行事，勇於私鬥，無視規矩，自由放任；宣揚怨怨相報，以暴製暴，武鬥仇殺，草菅人命，漠視人權。經武俠作品粉飾後的武俠文化，進一步誇大了“俠以武犯禁”的自由，為所欲為，逍遙賽過活神仙，令人神往；迷戀快意恩仇，產生一種複仇的空虛快感，助長了複仇社風，徒逞血氣之勇，仇視現實。時下盛行的“玄奇幻仙”，更是想入非非勝如邪教**，玩世自娛，不值一哂。武俠作品的陰暗麵，須引起社會的反省。
囿於立意先天不足，武俠作品向來難登大雅之堂。文學作品是精神食糧，營養在於針砭時弊，發人深省，傳導積極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從而影響人和改變人。韓非子認為“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拙作試圖“以法正俠”，但受個人修為的製約，難免粗陋膚淺。敝帚自珍，貽笑大方，僅權作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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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群雄逐鹿，百家爭鳴。鄭簡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鄭國正卿子產“鑄刑書於鼎”，是我國首次公布成文法，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桎梏，開“以法治國”之先河，是法製史上的裏程碑。拙作附會“鑄刑書”這重大曆史事件，虛構了“鑄刑劍”——“安邦神劍”。“安邦神劍”不是傳統的殺戮利器，而是法律文化的物化，法治思想的化身，法律信仰的象征。同時虛擬了“準法治武林”，演繹波譎雲詭的江湖紛爭，通過人治勢力和法治思想衝突釀成的悲劇、“人治武林”信仰體係的支柱——英雄的倒塌，揭露社會信仰錯位的根源，倡導尊重人權，破除迷信，樹立法律信仰，構建人心所向的“和諧武林”。
拙作取名“神劍平天下”，意為“樹立法律信仰，實現社會和諧”。“神劍”有上述的特定含義；“平天下”取之於《禮記·大學》中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封建社會激人奮進的金科玉律，現在時代不同了，應作新的解釋，即“社會和諧”。
——隻有人人以“神劍”正心修身時，才有可能“平天下”！
路漫漫其修遠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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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神劍平天下”的含義上已說明，從字麵看太“俗”，也易被理解為“神奇之劍掃平天下”，與本意截然相反，故又名“如意魔鏡”。“如意魔鏡”是故事主線，也較引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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